日本那场惨烈的房地产泡沫,既是所谓“泡沫经济”的原因,也是其产物。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全面展开,日本当局始终以低利率应对。这一举措使市场上释放出巨额资金,并引发了极其严重的房地产投机。失控的投机需求反过来把日本的经济泡沫吹到无法收拾的程度,最终在临界点爆发。
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利率从1986年1月的年利5%降至1989年初的年利2.5%,进入超低利率时代。这一举措放大了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预期。
从银行流出的资金涌向房地产市场。1983年始于东京市中心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到1986年扩散至整个东京,1987年一年的地价涨幅竟高达68.8%。
1980年代末,东京繁华街区银座的麒麟啤酒总代理明治屋大厦叫价每坪1亿560万日元,副中心新宿的东京大厦叫价每坪1亿230万日元。东京70平方米公寓的平均价格从1980年代初的2500万日元,飙升至泡沫崩溃前夕1991年的7000万日元。东京的地价暴涨也扩散到地方城市,部分地区甚至盛行黑帮抬高地价的行为。银行分行行长未经总部批准便滥发房地产贷款,家庭主妇们则热衷于借银行贷款购买高尔夫球场会员权。
充分显露日本人经济自豪感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日本”“可以说不的日本”等流行语,都是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的。
行政与金融当局并非不知道资金滥放是问题所在。然而房地产不败神话早已深植于市场参与者的脑海。当局实施了交易与税制管制,并对银行的投机性房地产抵押贷款进行部分限制,但力度不足。由于当局意志薄弱,加之参与者相信房价与地价终究会上涨,政策未能奏效。
面对一觉醒来便飙升的房地产价格,日本政府才终于感到紧迫,从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急速将利率从年利2.5%提高到6%,随后又在1990年3月推出“房地产相关融资总量管制制度”。不久之后,房地产泡沫伴随巨大的破裂声炸开。随后日本不得不进入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长期萧条隧道。
日本当局应对的失败长期被人们议论。首先被指出的是应对安逸且迟缓。对交易进行总体管制的综合对策直到泡沫破裂前夕才出台。房地产价格飙升后,当局推行了强化转让税、土地交易监视区制度等抑制房地产投机的政策,但未见效果,因为那只是权宜之计。相反,由于强化转让税,挂牌房源减少,房地产价格暴涨到无以复加。强化持有税等税制政策也未能成为根本解决之道。
房地产的泡沫需求急增,金融当局却推行放松资金、降低利率的错拍政策。提高利率并管制引发投机需求的房地产贷款才是正确答案,但当局担忧经济降温,不愿承担责任。在这种权宜之计下,投机需求始终难以抑制。
泡沫崩溃后的1995年,日本商业用地价格腰斩。1991年以后的“失去的十年”间,住宅用地最高下跌60%,商业用地下跌80%。房地产价格下跌的负担全部转回银行。泡沫时期争相开展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银行陷入危机。
经济萧条全面展开后,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大企业纷纷破产。不良债权急增,金融机构除少数优质企业外纷纷收紧资金。这又引发企业破产,陷入资金困难的企业开始低价抛售房地产,房地产价格暴跌,如此全面的恶性循环反复出现。
归根结底,日本的房地产对策未能在适当时机阻断投机需求、在问题扩大时运用利率或货币政策等正攻法,而是依赖与事态原因相去甚远的事后税制管制等权宜之计,因而失败。这样的政策失误在泡沫崩溃后演变为无法控制的经济急剧下滑。
(东京=韩联社)特派记者 申志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