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何种视角看待持续了13年8个月的韩日会谈,实际上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外交通商部26日公开了收录韩日会谈全过程的文件156卷、3.5万页,事实上会谈全过程中美国的角色由此显露,引发关注。
由于韩日协定基本上属于双边关系,美国的角色在表面上并未显现,但文件中所反映的美国形象,与单纯的“观察者”相比,更接近于“当事方”。
此前学界一直主张,二战后冷战格局固化,美国出于构筑反共战线桥头堡的考量,强烈希望韩国和日本抛开旧怨、结成同盟,并持有为此必须实现韩日建交的立场,因此韩日会谈的启动及其过程强烈反映了美国的意图。
要准确审视韩日会谈,首先有必要先考察其源头——旧金山和约。
因为在为提出二战战争赔偿要求而制定的1951年8月13日和约中,韩国曾试图取得签字国资格,但美国等战胜国予以拒绝而未果,这正是韩日会谈的母体。
由此,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要求的计划化为泡影,取而代之的是和约第4条B项明确规定“日本承认在韩国由美军政或其指令所作的日本国民财产处理的效力”,以此为依据,韩日请求权谈判开始。
韩日会谈于朝鲜战争激战中的1951年10月20日,在联合军最高司令部(SCAP)的调停下,于东京首次与日本正式对坐,由此开启大门。
考虑到联合军事实上处于美军指挥之下,韩日会谈可谓是依美国的要求而启动的。
尤其从美国在战事进行之中仍出面调停韩日会谈这一点,就可窥见其为构筑反共战线的桥头堡而何等苦心。
对社会主义宗主国苏联南下和中共崛起感到紧张的美国,为应对这一局势积极推进东亚地区整合战略,可以认为为此韩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由于感情裂痕实在太深,韩日会谈从第一次到第三次只能停滞不前,这一时期美国的角色也并不显眼。
文件中美国的影子从1960年代初开始浮现。
1961年10月前后,驻日美国大使赖肖尔曾发言称:“美国直接介入韩日会谈有困难。韩日交涉最终也会作出政治决断。问题的核心在于日本将拿出多少金额(与请求权谈判有关)。”
美国对韩日会谈的影响力,也可从1962年9月时任国家重建最高会议议长朴正熙以“大韩民国总统代行”名义致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书信中得到确认。
朴议长在信中表示:“对于阁下对韩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抱有特别关心并关注其交涉,深表敬意”,并称会谈陷入胶着的原因在于日本因过去关系而生的优越感,对会谈态度消极,实际上包含了要求支援的心情。
1963年7月拟在时任外务部长官金东祚访美时使用的外交文件中,具体写明了“韩日会谈与美国的角色”,引人注目。
文件明确写道:“部分韩国国民对韩日邦交正常化之后韩美日三国关系抱有疑虑,(该疑虑)在于韩日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是否会把其在韩国承担的军事、经济援助职能移交给日本,韩国国民并不希望如此。”
文件接着补充道:“美国在韩日会谈之后也应继续发挥援助职能,并有必要在韩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发表三国间互不侵犯的共同宣言。”
美国总统对韩日邦交正常化的直接表态也通过文件显露。
1963年朴正熙总统访美时,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向朴总统表示,相信韩日邦交正常化将对远东稳定作出巨大贡献。
这出现在1964年2月28日驻美大使会见美国国务卿迪恩·腊斯克后向本国报告的文件中。
文件称,腊斯克国务卿在提及上述事项后表示,邦交正常化对韩国在经济上大有帮助。
文件补充道:“腊斯克国务卿称,认为当前形势有利于韩日会谈达成协议,越早达成越好。他表示,希望交涉尽快结束,以便在5月中旬结束的日本国会会期结束之前于日本国会获得条约批准,正是出于这一意图,今日召见本职和日本大使进行面谈。”
在距韩日协定达成不足一年的1964年7月前后,还可窥见美国的急切态度。
也正是在此时,驻日美国大使赖肖尔向时任驻日韩国大使转达意见称:“若会谈难以早期达成,不妨允许设立驻韩日本代表部,以事实上使建交关系更为紧密。”
更进一步,一个月后的8月17日,韩国外务部长官与驻韩美国大使之间还发表了“美国将为韩日间各项悬案的早期解决提供可能的支援”的共同声明,美国的明确意志由此表露。
在协定达成(1965年6月22日)前三个月的3月16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认同了我方关于日本应作出更多让步的主张并承诺协助;4月29日,美国国务部助理部长邦迪表示强烈希望在朴正熙总统访美之前达成韩日协定,这些内容也在此次一并公开。
(首尔=联合新闻) 记者 印敎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