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韩国人觉得40至50岁的外国航空公司女性空乘很陌生,这种想法一方面是习得的结果。但在认为她们必须是20多岁、而且是漂亮女性的固有观念中,隐藏着我们对性别、尤其是对年龄的无意识偏见。
以出身学校评价一个人的水准,以庆尚道、全罗道裁量人的品性还不够,如今又是按年龄划分阵营的国家。非要问学号如何、属相如何,一定要弄清“年龄谱系”才痛快,我们的这种惯性是变种的韩式“强迫症”。
来看这个国家主流文化的一个断面。这是一位在电影界颇有名气的人士的话。“大韩民国的大众文化,只是为20多岁人举办的一场‘祭典’。那些电影的指向,大多是围绕20多岁女性对男朋友说‘那部电影怎么样?’这一点而制作的”——他的指摘颇为冷嘲。
对国民意识有绝对影响的电视。同样,节目编排的范畴也没有大幅脱离20岁前后的感性框架。仅通过大众文化这一领域所看到的、只从属于年龄尤其是年轻的我们社会的行为封闭性,是早已深深溶入韩国人整体生活、我们这个时代难以否认的自画像。
使人的生活变得不幸的因素有哪些呢?其中之一,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只偏向前半段所带来的问题。如果只有20至30多岁是人生的黄金期,那剩下的漫长时间就显得凄凉。相反,如果人生后半段充满希望与成就感,生活似乎会更持续地富有活力、更以目标为导向。
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任何人都会经历的“年龄增长”是可耻的、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标签”,那么这样的社会究竟是为谁而存在的社会?只要这种封闭性被编码进意识之中,个人乃至国家的成熟都是“无稽之谈”。
▦比起社会其他领域,产业界尤其是企业对成员年龄敏感的结构性特征并非不能理解。因为企业的目标首先是创造利润,生产效率是经营的关键。
但是,年轻劳动力与企业利润的相关关系也有需要重新梳理的部分。而且在这种计算之前,面对无法回避的老龄化状况,设法把所面临的条件改变为有利于企业经营的方向、积极应对,也是生活在无限竞争时代的企业应有的姿态。
在政府层面,首先要紧急将宏观经济运行的框架转向老龄化体制。而在微观上,产业界、企业发想的转变同样重要。有必要建立能发挥高龄者老练实务经验的结构,并改变劳动环境,使各年龄段的劳动力都能适应产业现场。比如,把以30多岁为中心设计的工作方式重新设计为适合老龄化时代的方式等。
企业文化中也应吹起新风。丰田等部分日本公司正在推行不论年龄或职衔、在公司内一律称“某某先生”的所谓“去敬称”运动,这就是那种层面的小小事例。美国企业也出现了为高龄劳动者改变职场内文化如流行病般蔓延的趋势。
在韩国,企业曾是全球化的先行者。在世人喧嚷之际,由企业再一次带头打破我们意识中与时代完全不相符的“年龄主义”(Ageism)之墙如何?特别是如果能从雇佣开始克服“年龄强迫症”,“韩国=年龄共和国”这一不合时代的等式不也能被打破吗?
程度远比我们轻,却已从制度上着手禁止企业年龄限制的英国。托尼·布莱尔政府最近打造的口号,正是对我们企业的忠言。“年龄,那个为什么要问?”(Age, W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