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实证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要阻止生育率下降,与通常观念相反,反而应提高女性的经济活动比率。
据首尔大学22日消息,该校研究生院社会福利学系柳莲圭以比较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2个国家政策与总和生育率关系的论文《福利国家的去家庭化与生育率关系的比较研究》,将于本月底获得博士学位。
柳某在论文中指出,人们常把女性参与经济活动视为低生育的原因,但其本身难以被视为根本原因,相反,时间序列分析结果显示,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上升时,生育率有同步上升的倾向。
该研究显示,社会对代际纽带关系弱化或家庭解体的认识越宽容,以及越是承认家庭功能弱化这一现实并积极应对的国家,生育率越高。
这与将生育率下降原因归于“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弱化的通常观念正相反,即“政策的去家庭化”反而对生育率产生积极影响。
柳某在论文中将“缓解家庭的福利负担、使家庭成员无论在家庭内的关系或角色如何都能维持社会上适当生活水平的国家制度性努力”,归纳为“去家庭化”这一综合概念。
具体而言,通过现金给付、税制优惠等实现的“财政支持”,通过产假、父亲休假、育儿休职、保育设施等实现的“工作—家庭兼顾支持”,以及使个人而非家庭为单位领取年金的“个别受给权保障”等,被提出为去家庭化的主要内容。
根据柳某的论文,低生育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成员难以同时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工作—家庭不可兼顾性”。
由于让家庭承担生育与养育负担的“家庭主义特性”,工作与家庭难以兼顾的矛盾加深,回避生育现象日趋明显。
柳某解释说:“分析结果显示,维持相对较高的生育水平需要家户分化、去家庭化、女性友好型劳动市场等条件,并出现了就业稳定性越高、儿童养育支援制度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上升的倾向。”
柳某解读认为,女性经济活动比率上升而生育率随之上升的现象,可推断为国家的“去家庭化”努力缓和了女性经济活动与生育率之间的冲突关系。
柳某表示:“在生育率急剧下降的我国状况下,需要整体上提高去家庭化水平的政策”,“引入提高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的制度,也将对生育率产生积极影响。”
(首尔=联合新闻)林和燮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