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走错了地方,说不定会发生枪战。”这是指挥检方窃听案调查的首尔中央地检第二次长黄教安,19日就突袭搜查首尔内谷洞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一事在记者通报会上所开的玩笑。
他用滑稽的说法表达了搜查情报机关这一前所未有之举的敏感性。
对国家机关实施扣押搜查本就少见,而搜查可谓国家机密集合体的国家情报院,其本身无疑就是一起“事件”。
正因如此,本次扣押搜查留下了足以载入“检方野史”的种种奇特记录。
首先,据悉对单一机关的一次扣押搜查中动用包括部长检察官在内的8名检察官,在检方历史上前所未有。
扣押搜查大多只投入调查人员,即便事关重大,通常也只有1名左右检察官在现场指挥。
同样动用大规模人力的2003年2月对SK集团结构调整本部等的扣押搜查中,首尔中央地检刑事九部(现金融调查部)和电脑调查部(现尖端犯罪调查部)投入了4名检察官,但那也分散在与SK集团有关的多个场所。
因此,8名检察官被动用于一处场所的扣押搜查,正是可以看出检方对本次调查决心的地方。
检方当天在特殊一部部长刘在万的指挥下,将隶属特殊部、公安部等的7名检察官投入国家情报院各处设施,推进扣押搜查。
检方表示无法公开本次投入的调查人员及外部专家人数,但据推测大致在40人左右。
此外,检方在扣押搜查中大举动用通信设备专家等外部专家,也被视为异例。
据悉,检方还就把外部人士投入处理国家机密的情报机关扣押搜查是否存在法律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而且,作为调查对象的国家情报院在8月5日以“金大中政府时期也进行了窃听”为由主动公开犯罪行为,两周之后才对国家情报院实施扣押搜查,这也是与其他案件不同之处。
考虑到不给调查对象销毁证据时间的“突袭性”和“迅速性”是扣押搜查的生命,在调查对象自认违法事实两周后才进行扣押搜查,表面上等于充分提供了销毁证据的时间余地。
对此,黄次长解释说:“如果是搜查(美林组组长)孔运永的家,那随时去都可以,可以把家里翻个遍。但国家情报院与个人住宅不同,非常大。在什么都没确认的情况下就进去,在兜圈子的时候(证据)就被清理干净了。
我们苦苦思考为取得调查成果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做了必要的准备之后才判断时机。仅凭过了几天就说迟了或早了,并不妥当。”
他还就记者将此与以迅雷之势的扣押搜查取得成果的2003年SK案相比较的提问强调说:“SK不是保安设施。国家情报院是保安设施,哪里是哪里外界并不知道,其本身就是秘密。我们在判断(国家情报院内)搜查哪里最好上费了很大力气。请不要轻易评价。”
因此,如果检方在本次扣押搜查中未能获得像样的证据资料,预计将被提及为投入大量人力却徒劳无功的代表性扣押搜查案例。
另一方面,检方还就前一天夜间秘密获取国家情报院扣押搜查令的事实于当天早晨被某日报报道表示遗憾。
(首尔=联合新闻)赵俊亨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