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14

[松泉专栏] 与现实脱节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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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果真是一门忧郁的学问(gloomy science)吗?早年主修数学与物理学、后又沉醉于康德与黑格尔的年轻形而上学论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与亚当·斯密(1723-1790)一同被称为近代经济学的开创者。

某日他路过伦敦的贫民区,目睹了令人震惊的底层生活,为寻找解决之道,最终成为经济学家。他甚至宣告:“人类身体与精神祸害的主要原因在于贫困。探究贫困的原因,就是把人类从堕落之路上拯救出来。”

对他而言,经济学并非单纯的“为理论而理论”,而是研究贫困原因、探求增进人类福利的人类社会学式的经济原理与政策追求。因此,马歇尔等早期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并非抽象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而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本身。

对此,作为我国经济学界最高元老之一的金俊甫教授指出,作为实践科学的经济学“必须能够为冷酷的现实社会提供伸出温暖救援之手的目的意识与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研究可以背弃社会科学应有的客观性,即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价值中立概念。

只是意味着,熊彼特(1883~1950)所说的经世家,理应能够洞察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以便正确诊断并处方当代的社会现象。

没有远见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若不是单纯的为理论而理论,便不过是常见的政商勾结式伎俩。正因如此,我们在遍览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时,也认同并参与他伟大的学术伦理观与目的意识。

正如马歇尔自己所言,经济学本身不可能成为具体真理的集合体,而只是发现具体真理的工具。驱动这一工具的,是透彻的目的意识和贯通时代状况的经世观。

然而,如果凯恩斯(1883~1946)只停留在做剑桥大学忠实的马歇尔门徒、单纯重复老师的教诲,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崩溃或许无法从深渊中脱身。当所有人都被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万能论的“看不见的手的魔力”,即自动预定和谐观所催眠之时,凯恩斯独自清醒,出版了蕴含克服萧条新经济观的《通论》,并将其付诸实践。

他超越了孕育自己、自己所属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源头——古典学派的乐观经世观,克服了世界大萧条。国家除守夜与国防事务之外不得干预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主义走向衰退,经济政策中政府负有一定责任的论点由此登场。

然而,凯恩斯之后风行一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与经济观,如今又正被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所压倒。在超级大国政府支持下的跨国巨头,使新版“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现象在国家之间、产业之间以及阶层之间显现。如今,地球村各处的地区间、阶层间两极化现象,以及全球性的环境生态破坏、公害问题开始呈现严重态势。

高速疾驰而来的我国经济,盲目追随凯恩斯之后重构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政策,如今正把其局限暴露于天下。例如,国民生产总值(GNP)居世界第11位,而占国民15%的716万人却属于贫困层。

国家贸易总额居世界第12位,而环境可持续性指数却排在世界第136位,我国生活质量状况实在不堪言。按公示地价计算,全国地价为2176万亿韩元,足以买下面积为我国100倍的加拿大5次,或买下法国8次,而全国土地的83%由5%的极少数人所有。

此外,中小企业的衰落与财阀结构的矛盾、收入结构的两极化现象等,都是如今失去“舵”、在茫茫大海上漂流的“韩国经济号”的现有坐标,也是陷入天真的市场经济万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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