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08

[时论] 通信秘密保护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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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天,韩国国民不得不观看一场高难度的游戏。由于早已习惯于突发状况,即便是善于梳理观察的国民,也感到相当混乱。有人称此事为“安企部非法窃听事件”,也有人称之为“X档案事件”。

起初,有关政经勾结与权媒勾结问题的报道接连不断,Kia收购问题作为例证被反复提及,随后突然发生了自杀未遂事件。按常理来看取证极为困难的窃听事件,物证却轻易到手;随着事态推进,各政党纷纷暴露党派私心、手足无措。大体上属于同一阵营的保守报纸之间的对立论调也值得玩味,某电视台还报道了相关人士“如果全都说出来”自家电视台也不例外的说法。随着出场人物和团体增多、传闻与猜测四起,国民的关注正转变为深深的忧虑。

然而仔细观察,似乎也在逐渐找到解决事件的线索。若非如此,在这个国家各领域发挥大小作用的人士与团体,就应为理性解决而努力。

为此,第一,不得曲解本次事件的本质。本次事件的争点归根结底是重要国家机关公务员实施窃听的违法性。搁置明显的违法行为问题,却纠缠于违法产物即录音带的内容或公开问题,属于本末倒置。如果坚持认为事态本质就在于自己能从此事中获利之处,就应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也可能成为违法行为的受害者。若以揭露违法为名而肆行违法,并公开或引用该违法材料,若只要内容有价值便不构成任何侵害行为,那么我们的社会将被视为放弃了隐私保护、表达自由与追求幸福权的社会。

认为只有公开录音带内容才能实现新闻自由与国民知情权,是一种短视。因为因此受损的《通信秘密保护法》同样是将表达自由与隐私保护这一宪法价值具体化的法律。这些宪法价值之间无所谓何者优先或居上,不能为实现一种价值而在缺乏程序正当性的情况下损害另一种价值。

从这一角度看,检方认为公开录音带内容同样属于犯法行为的论调是理所当然的。此外,认为反正总会有人泄露,不如干脆全部公开录音带内容的看似合理的主张,是以我们社会无法无天为前提的、令人担忧的思路。主张不作为定罪证据、仅作为侦查线索,同样是对法律宗旨的错误理解。

第二,为处理录音带公开问题而制定特别法的想法也应放弃。一方说公开内容反正没什么损失,所以要立法;另一方说若拒绝立法会显得自己有把柄,所以要同意——立法岂是这样的事?若以这种党派目的立法,该法可谓将《通信秘密法》及该法所追求的宪法权利一并活埋的法律。

第三,媒体需要自我反省。从沿革上看,新闻自由与国民知情权问题在与公权力斗争的历史中,主要议题是编辑权与消息来源保护。正如1890年沃伦与布兰代斯在《哈佛法律评论》上撰文所指出的,媒体侵犯隐私也是问题。因此在美国,对于以实现公众“知情权”为由而不择手段采访的行为,追究民事、刑事责任的判例很多。

然而如今却偏离了这些传统问题。反倒是消息来源被暴露,法院限制公开的努力化为徒劳。各媒体的态度也异常猛烈,仿佛在对读者或观众展开洗脑。知情权只是表面名义,令人担忧在竞争激化的媒体市场上,最终是什么在决定编辑方向与论调。媒体争先恐后地相互损毁,最终呈现出黄色新闻的一面。如今应当好好思考,是否只有公开录音带才是公益。

《通信秘密保护法》如今身在何处?应将本次事态解决的焦点,集中于以铁腕打击非法窃听行为、从而实现实定法的宪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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