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投资于人的资本”(19世纪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德意志银行研究所在近期题为《2020年的全球增长中心》的报告中指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才是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并将韩国和西班牙列为具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
报告指出,韩国和西班牙的父辈未能接受充分的教育,但在过去数十年间,子女一代的教育水平大幅提高,两国的共同点在于社会已形成“教育是为未来所做的投资”这一共识。
德意志银行研究所表示,印度、中国、南非等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日益显著增加,预计将支撑其高速经济增长。
相反,德国的教育热情和投资低迷,预计到2020年的未来15年间人力资本增长率将表现疲弱,并指出德国所面临的制度性、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正在阻碍变革速度。
以下为报告主要内容。◇教育是“百年大计”=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对教育的投资收益最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教授在其著作《人力资本论》中强调了“教育就是投资”。
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要素。全球化与技术变革带来的剧烈结构性变化,正在放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部分国家已认识到这一点,并为结构性变化做好了充分准备。
人力资本的扩大会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各种估算显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个人收入的增幅最低为5%,最高可达15%。如此可观的收益会刺激私人对教育投资的意愿。
若考虑私人收益带来的溢出(spillover)效应,经济与社会所获得的收益或许更大。教育属于公共善,但投资收益大部分归于个人,个人也应承担其中相当一部分成本。
不过,当个人无法充分获取投资成果时,政府通过税收进行干预就可能具有正当性。提高相对贫困阶层的教育水平,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消除贫困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亚当·斯密将以制度支撑社会交易顺畅进行、并以制度提供教育,界定为政府的主要职能。这也是斯密对经济学所面临的社会病理现象的回答。
与把财富从富人转移给穷人相比,均等的教育机会是更具可持续性的社会和平手段。不应以过度的累进税压制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收益。
然而,应要求受益最多的学生作出贡献,即缴纳学费。
助学贷款与奖学金将构成成功体系的一部分。
教育机构的自治与相互竞争,在家长和学生本人可以自由选择学校这一点上,将提升效率与教育质量。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据估算,从长期看,人力资本增加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增加9%。
若推行扩大人力资本的经济政策,GDP增长率自然也会提高。德国GDP增长率自1980年以来持续低迷,部分原因也在于教育的停滞。
报告拟将“25至64岁劳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分析人力资本的最佳尺度。报告判断,衡量教育质量弊大于利,不宜纳入分析模型。
以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标准,对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在内的全球34个国家进行比较的结果显示,德国以平均14年居首。但比这更重要的高中毕业率却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60%。
若按年龄段划分劳动人口,德国的另一个问题便暴露出来。德国25至34岁年龄层的大学毕业率与55至64岁年龄层大致持平。
相反,西班牙55至64岁年龄层的大学毕业率为10%,而25至34岁年龄层接近40%。再看韩国的情况。55至64岁年龄层的大学升学率与西班牙相似,但25至34岁年龄层超过40%。
大学升学率也是另一个良好的比较指标。芬兰最高,其次是韩国和美国。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的大学升学率也在上升。相反,德国、瑞士、日本增长率停滞,难以期待人力资本大幅增加。
将大学升学率这一指标套用于新兴经济体有些勉强。但从巴西、土耳其、中国、印度的中等教育升学率增长趋势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教育投资相对具有活力。
印度的中等教育升学率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仅为30%左右,目前已达50%左右,公共投资也升至相当于GDP的4%左右。身份制度下底层民众教育机会的改善、全球网络业务扩张的趋势,也构成了有利条件。
南非在种族隔离(apartheid)政策终结后认识到,唯有教育才能消除种族间的不平等。
预计到2020年,其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比现在增加30%,接近11年。公共投资在2000年时为5.7%,与法国相近。中等教育升学率也较高,达85%。只是艾滋病的蔓延令人头疼。
提升教育质量需要相当规模的财政资源。从2000年的统计看,丹麦的公共投资相当于GDP的8.5%,而印度尼西亚仅为1.5%。德国的投资比率为5.3%,但仅是维持现状所需的水平。
除公共投资外,许多国家也在增加教育领域的民间投资。韩国的该比率在2001年达到40%。
当然,投资扩大并不必然保证人力资本水平或教育质量的提升。芬兰的公共投资为5.8%,与墨西哥水平相近,但在OECD实施的国际学力评估“PISA”中位居第一。
虽未纳入报告的分析指标,但终身教育和企业的内部培训也应是重要因素。据一项研究,美国企业每年用于内部培训的资金相当于GDP的2%。
德国投资不足在多处显现。据德国IW研究所的调查,1992年至1999年间,物质资本规模增加了20%,而人力资本在此期间几乎停滞。
还有研究结果显示,1991年至2001年间,德国人均平均实际人力资本价值仅增加3%,为2.8683万美元,而西班牙增加20%,为2.7533万美元。
全球许多国家正显著增加人力资本,其生产率将会提高。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正面临压力:要么自行扩大人力资本,要么接受收入水平下降。
◇韩国与西班牙是典范=两国的共同点在于采用单一学制,并在不损害教育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为更多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
在韩国和西班牙,“教育是为未来所做的投资”这一认识强烈,且以学费等形式由民间部门支出的资金不少,这与德国不同。
韩国与西班牙被列为典范案例,是政治努力的结果。西班牙早在1975年佛朗哥政权结束之前,就已为人力资本的激增奠定了基础。
1970年以法律规定义务教育年限为6岁至14岁,1978年将受教育权写入宪法,1983年推出赋予大学财政与学务自治的改革方案。1990年将义务教育的上限从14岁提高到16岁。
西班牙的大学在1965年仅有18所,到2000年大幅增至多达86所。大学生也随之从17万人增加到160万人。青年层的大学毕业率达40%左右。45至55岁年龄层则为17%。
西班牙的公共投资以2001年为准仅为4.9%,在OECD成员国中最低。为提升初高中学力水平,今后需要扩大投资。政府维持财政均衡,为扩大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
预计西班牙的人力资本水平在未来15年将增加约20%,达到13.5年。在佛朗哥政权时期,问题在于入学率虽高但学力水平偏低。西班牙劳动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将迅速上升。
韩国劳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年。与1985年相比延长了20%以上。考虑到70年代仅为7年,这是令人瞩目的增长。
义务教育上限为14岁,但高中毕业率达95%,在OECD国家中位居最前。在PISA中也被评为仅次于芬兰和日本,学力水平较高。只是对学生缺乏创造力、缺少创新的不满颇为普遍。
高等教育机构1975年为290所,到2003年激增至1400所。学生数也从24万人增加到360万人。25至34岁年龄层中约40%完成了第三级教育以上学业。OECD平均为28%。
政府预算约20%投入教育领域。与GDP相比达8%以上。但从幼儿园到大学,民间承担的费用发挥着重要作用。高等教育支出中80%以上由民间承担。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改革的重点是提高中小学入学率。
随后推行扩大中等教育的政策,进入80年代后政策重心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
韩国政府正把重点放在培育以服务为基础的经济和开发学生创造力上。韩国目前在人力资本水平上居世界第六。若今后再增长15%,将追上日本和德国。韩国在PISA中位居第三,也印证了质量的提升。
(日内瓦=韩联社)特派记者 文正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