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方对安企部(现国情院)窃听案的调查横跨金泳三政府与金大中政府时期,但对两届政府窃听的侦查策略看来将有所不同。
◇ 金泳三时期,有物证但追诉期…… = 金泳三政府时期的窃听,其特点是以孔运永(58岁,已被拘留)泄露资料为契机,检方掌握了明确的物证。
从侦查上掌握物证是获取当事人陈述的桥头堡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检方在金泳三政府时期的窃听问题上已抢占有利高地。
金泳三时期,安企部组建特殊窃听组织“美林”小组,进行了“有组织的”窃听,不仅罪质恶劣,还存在总统之子金贤哲介入的疑问,处罚的正当性也很高。
问题在于,用以处罚他们的法律条款的追诉期大多已过。
窃听(违反《通信秘密保护法》第3条)在2002年3月之前追诉期为5年,之后为7年;泄露秘密(违反《国情院职员法》第17条)追诉期为7年。
也就是说,即便查明金泳三政府时期国情院相关人员实施窃听并泄露情报,因追诉期原因也难以进行刑事处罚。
因此,检方看来会将侦查重点放在事后窃听情报的泄露与利用上,而非窃听本身。
因为,如果查明参与金泳三时期窃听的安企部相关人员在政权更迭之后仍泄露或利用了窃听内容,就可以进行刑事处罚。
◇ 金大中时期,追诉期尚存但物证…… = 金大中政府时期的窃听大多发生在追诉期之内,以刑事处罚为前提的侦查看来较为容易。
国情院自行承认在2002年3月之前实施过窃听,检方也已通过对前国情院院长千容宅住宅的搜查扣押等展现出快速的侦查步伐。
问题在于,尽管国情院作出“过去事实的坦白”,检方却没有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明确物证。作为侦查机关,不能仅凭自白提起公诉。
国情院说明称,2002年3月停止窃听时已销毁过去窃听所用的全部设备,窃听录音带每月销毁一次,未留下资料。
由于没有物证很难让前国情院干部“开口”,检方看来将动用搜查扣押等强制手段,集中力量确保物证。
另一方面,如果国情院所称“金大中时期并非有组织地窃听,而是在合法监听之间夹入部分窃听的方式”属实,那么特定公诉事实也将成为检方的课题。
因为只有具体特定何时、以何种方式、实施了何种犯罪行为,才能撰写提交法院的起诉书。
(首尔=联合新闻)金相熙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