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08

“喝炸弹酒是一种自闭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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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炸弹酒是一种自闭症状” “玩的文化”倡导者金政云:“会玩与创造力、国家竞争力直接相关”“发烧友多了社会创造力才会变大……‘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能提高效率”

明知大学教授金政云(43岁)是386一代,出身学生运动圈。

他也曾是过去军事政权以教化左倾学生为名推行的所谓“绿化事业”的对象。

如今他在讲台上讲授一门陌生的学问——“余暇学(Leisure Studies)”。通俗地说,余暇学研究的就是如何才能玩得好。

金教授那一代人成长在一种心理高压氛围中,追求趣味或幸福甚至要有罪恶感。当时韩国社会追求的美德只有工作、勤勉、诚实与节约。

然而他到处强调,世道已经变了。

他说“会玩的人高于会干的人”,又说“越会玩越成功”,自诩为“玩的文化”的传道者。

周围人说“经济这么差,你还到处讲什么荒唐话”,他毫不在意。他甚至对自己所属的一代人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势力感到一丝不安。

“386一代学会了为自由、民主、平等这些价值而斗争,却把追求幸福和趣味视为奢侈而当作禁忌。我担心那些充满憎恶与敌意的人,能不能真正制定出给国民带来趣味和幸福的政策。”

会玩直接连着创造力,国家竞争力也由此而来,这是他一贯的主张。

“现在的问题不是工作,而是怎样才能玩得好。韩国人干活是世界最高水平。德国人要花10天做的事,我们两天三夜就全干完。但在需要长期耐力的领域,以及要求创造性的领域,我们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原因就在于我们不会玩。”

他举的例子,是我们乍看难以理解的日本“勇样”热潮。

“看看日本社会吧。为‘勇样’着迷的日本女性成批地三天四夜飞来韩国。如果韩国女性迷上日本某个演员,为见他去日本旅行三天四夜,韩国男人会就这么放任吗?日本存在着享受这种荒唐趣味、并且认可这种趣味的文化多样性。它连通创造性,索尼那样的产品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诞生的。好莱坞不正在模仿日本的动画吗?”

由于强调文化多样性,金教授对曾让世界瞩目的韩国国民世界杯助威热情也毫不客气地投出批评之箭。

“忘我地玩是好事。但趣味整齐划一就是问题了。我们世界杯时的助威也是这样。全体国民怎么能那样为一个足球着迷呢?那意味着全体国民也可能为一种意识形态着迷。”

金教授强调,每周五天工作制的实施,正成为让人们更深刻认识“玩的文化”重要性的决定性契机。

问题在于,休闲的人和让人休闲的职场都不熟悉“玩的文化”。

“21世纪成功企业的条件,是企业要积极为员工调整Work-Life Balance,即‘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企业要做的不是让员工玩一天就了事,而是让他们真正休息、真正玩,从而使生产率进一步提高。

“过去忠于组织型的员工很多,他们是企业成长的原动力。

但现在不同了。IMF危机之后很多人被裁,忠于组织型减少,个人主义型劳动者增多。

而且如今三四十岁的职场人是家庭中心型的人。

他们更看重与家人幸福生活,而不是在公司获得认可和升迁。企业必须应对这种变化,关心并照顾个人主义型或家庭中心型劳动者的生活。

弹性工作制、浮动休假制之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作为很好应对这一趋势变化的企业案例,他举了尤妮佳金佰利(Yuhan-Kimberly)。

“这家公司实行轮班制,大幅增加了员工的余暇时间。这个案例为什么好?因为它引入了国外所说的弹性工作制。创造力得以发挥的条件之一,就是员工自己选择工作时间。因为在自己选定的时段工作,业务效率必然提高。”

有了余暇时间之后怎么玩,也是重要问题。

对于韩国人玩的方式,金教授也指出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他对韩国社会的炸弹酒文化也提出批评。

“喝炸弹酒是一种自闭症状。清醒着干坐着会不安,所以赶快喝醉、神志模糊时才说话,这就是自闭。模糊状态下的对话,第二天不可能记得清。第二天说‘我昨天断片了’,从心理学上讲就是‘我不想记得跟你说过的话’。”

他主张,玩本来必须包含情感沟通,而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彼此对话和说服的过程。

金教授开玩笑地介绍自己的外号是“B&G”。

即“吹”与“扯”的缩写。

“应该形成清醒着、不喝酒也能聊两三个小时的氛围。”他介绍了自己在德国生活13年间看到的德国人的余暇利用方式。

“对他们来说,散步是余暇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我们看来无聊乏味得不得了。没有决定性的活动,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趣味。有一次圣诞节我被邀请去德国人家里,他们说一起散很久的步,晚饭后又说来玩桌游。”

他特别强调这种“琐碎”的趣味。

琐碎的趣味也是金教授高声呼吁的“休技术”的核心内容。

“日常生活中必须有某种能以非常轻松的心情享受的东西。‘我迷上了兰花’‘我沉醉于舒伯特的歌曲’‘我是钓鱼狂’‘只要爬山就开心’——有了这些,才能带着愉快的心情和从容去生活。”日本有所谓“御宅”族,就是对某种东西着迷的发烧友。

在别人看来不算什么,本人却完全沉浸其中并赋予重大意义。

他的主张是,这样的发烧友多了,文化多样性才有保障。

尤其是支撑退休后生活的,不是自己过去坐过什么重要位子、赚了多少钱,而是现在能享受什么。

金教授根本不认同“要好好享受余暇就得花很多钱”这一观念本身。

“认为玩就要花钱,这本身就说明不存在玩的文化。

散步要花什么钱?正因为只存在商业主义的、感官刺激的玩乐文化,而没有通过休息和从容来充电的余暇文化,才会有‘玩就花钱’这种说法。”

为了让这种不花钱又健康的“玩的文化”扩散,金教授强调政府的作用。

“看看欧美各国政府或地方自治团体的组织,一定有负责公园和国民余暇利用的部门。美国有‘公园与游憩’机构,英国有‘休闲中心’,日本有‘余暇开发室’。”

他认为,这些机构应当制定并实施为国民余暇利用服务的政策,比如在各个地区修建安全舒适的散步道。

不过金教授也倾诉了对领导层在国民享受余暇方面关注不足的遗憾。

“我目前是总统咨询机构‘人才立国新竞争力特别委员会’的专门委员。这个委员会过去一年就余暇利用政策提过种种建议,却没有一项成事。我们申请预算,想设立政府机构余暇支援中心,预算部门却以‘每周五天工作制多玩一天就幸福了,还要什么对策’为由砍掉了。得到青瓦台支持后再次申请,这次又被国会以‘经济这么困难,还有闲心搞什么余暇’为由削减。”

在这一点上,他不失运动圈出身的本色,用词颇为激烈。

“韩国人不是因为不会工作而衰败,而是因为不会玩而衰败。

因为必须靠创造力决胜,而创造力是趣味的同义词。生活毫无趣味,哪来的创造力?”他特别强调,“一闲下来就不安的病”必须尽快消除。

“对趣味的双重态度必须消失。必须形成在阳光下追求趣味与幸福的文化。躲起来追求感官刺激性的趣味,就不可能有发展。‘追求趣味就是坏人’这种认识必须消失。”他以IMF危机爆发后为韩国人带来希望与勇气的高尔夫女王朴世莉为例,强调“玩的文化”的重要性。

“如今陷入低迷的朴世莉所需要的,正是工作与自身生活之间的平衡。登上顶峰时不觉得,问题在于她没有学会有趣地生活。因为她一直只靠饥饿精神打拼。她的这种情形对韩国人启示很大。”

金教授在高丽大学主修心理学,之后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修完文化心理学课程并任专任讲师,2000年回国,现任明知大学余暇信息学系教授,同时兼任该校余暇文化中心所长、休man经营研究院院长。 联合新闻

输入时间:2005/08/08 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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