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8-07

窃听调查受阻,能否靠辩诉交易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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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检方对国家情报院非法窃听案件的调查预计将面临诸多困难,政府“配合查明真相者将予以最大宽大处理”的方针将以何种方式具体化引发关注。

青瓦台5日在政务关系首席秘书会议结果简报中表明立场称:“希望直接或间接牵涉非法行为的职员申报真实情况并配合调查。若共同参与查明真相、厘清全貌,将以政府权限予以最大宽大处理。”

目前看来,检方难以获得可证明国家情报院过去窃听事实的具体物证,只有让国家情报院相关人士“开口”才能查明实体真相,因此青瓦台似乎提出了某种指导方针。

这源于如下情形:不仅是称“我会承担一切”而不透露“上级报告线”的前国家情报院次长吴正昭,大多数与窃听有关的国家情报院人士都紧闭其口。

政府所能做的“最大限度宽大处理”,很可能是带有某种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认罪协商制度)性质的措施,即“配合调查则从轻处罚,始终一味推诿不知则严惩”。

在辩诉交易已法制化的美国,被告人若配合调查或供认犯罪事实,检方会降低求刑量刑提交法院,由法官予以批准,从而达成认罪协商。

美国按犯罪类别设有量刑基准表,且与韩国不同,法官并非依独立判断决定被告人刑期,而是决定是否批准检方的求刑,因此该制度才有可能。

由于韩国尚未将此类辩诉交易法制化,作为对嫌疑人“宽大处理”的方式,常常采用不拘留调查,以及即便犯罪事实暴露但处罚价值较低时予以暂缓起诉的做法。

相反,若对调查不予配合,有时也会强硬适用“没有抖一抖不落灰的人(企业)”这一原则(?),从而引发争议。

但检方认为,青瓦台表明“配合查明真相者将予以最大宽大处理”的立场,并非事先与检方协商并经法律审视后提出的方案,而是提出了一种政治妥协之策。

检方解释称,在采用起诉便宜主义的韩国,检察官即使发现嫌疑人的部分犯罪事实也可以不予起诉,但这只是理论上的问题,对像此次这样引发社会震动的重大犯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容易。

此外,从“全体国民不得被强迫作出对自己不利的陈述”这一宪法原则,以及“不得以嫌疑人行使拒绝陈述权为由使其受到不利处分”的司法改革推进委员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宗旨来看,“协商”也并不那么容易。

最终,检方如何在查明历史真相的宗旨与《通信秘密保护法》《国家情报院职员法》的严厉处断刑之间说服国家情报院窃听相关人士、使其开口,将决定此次调查的成败。

(首尔=联合新闻)金相熙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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