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安企部X档案的调查方式,执政党与在野党分别提出X档案真相查明特别法和特别检察官制,法律界意见也众说纷纭,检方的调查动向因此备受关注。
政界在调查方式上存在分歧,但一致认为不能把录音带内容是否公开交给检方,其对外依据是公开内容有违通信秘密保护法的法理,以及检方现任和前任干部也收受了三星集团“年节费”的疑云。
开放我们党推动的限时特别法提出,由有民间人士参与的“第三机构”掌握公开录音带内容的权限,从而规避违反通信秘密保护法的问题。
在野四党联手推动的特别检察官制则提出,考虑到检方难以亲手处置自家人的情况,把调查权移交特别检察官。
对外看是为清除公开录音带内容的障碍因素,但有分析认为其背后各有不同的政治算计。
法律界周边有分析认为,开放我们党判断一旦录音带内容公开,大国家党或民主党受到的政治打击会大得多,因此率先表明了“公开录音带”的立场。
若把公开录音带的权限全权交给检方,检方就会握住整肃政界的刀柄,因此推动“第三机构”作为制衡检方的方案,同时也打着在民间委员遴选过程中确保人数优势的算盘。
相反,大国家党和民主党主张特别检察官的理由,可解读为原则上只公开调查对象,以防连追诉期已过的陈年旧事也被无差别公开,从而被执政党加以利用。
大国家党和民主党虽然在特别检察官制上联手,但对金大中前总统任内的窃听疑云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政界同样都在制衡检方的调查权,但执政党与在野党怀着不同的政治算计相互对立,联手推动特别检察官制的大国家党与民主党之间也存在部分分歧。
民间法律界对于公开安企部X档案录音带的机构也是众说纷纭。
大韩律师协会事务总长吴旭焕表示:“并非宪法机构的‘第三机构’无法保证不被政治利用,因此录音带内容是否公开也应交给检方。”他还提出疑问:“万一民间委员之间保密不严又该怎么办?”
相反,民主社会律师会事务次长张京旭表示:“如果执政党与在野党达成协议,依法设立第三机构并展开调查,就能消除违法争议,也能化解国民的疑虑。”他说:“如果执政党与在野党无法达成协议,由检方调查、特别检察官加以补充即可。”
如此看来,政界和民间法律界等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就公开录音带的方案发表百家争鸣式的意见,预计短期内检方难以对录音带内容展开调查。
(首尔=韩联社)记者 金相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