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国家安全企划部(现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工作的职员们,以非法窃听事实被公开为契机,争相披露其因职务而获取的机密,由此引发道德性争议。
当然,他们所披露或提出的疑点,首先须对其事实关系加以查明,这一点是明确的;但他们以“国家情报院有关人士”或“原安企部有关人士”的名义毫无顾忌地提出的疑点,首先令人质疑他们是否真是重视“严守机密”的国家情报院出身。
不仅曾任职于安企部窃听组织“美林”小组的职员,连金大中政府时期被强制退职的职员也加入泄密行列,因此对他们的行为出现了批评。
1997年时任对共政策室长辅佐官的吴某之下属金基三,在25日播出的SBS采访中主张,“听说国家情报院不仅窃听媒体高管的对话,还窃听了记者的手机”,“听说为破解记者的笔记本电脑,2000年曾召集全国黑客开发破解程序”。
国家情报院当天立即发布新闻稿反驳称,“关于其前身安企部破解记者向总部传送的稿件或开发破解程序的主张完全不属实,且由于手机监听不可能实现,称非法监听记者手机的主张同样与事实不符”。
金某因海外研修后未遵守义务服务规定,于2000年11月被依职权免职,自2001年起提出诺贝尔奖获奖工作及对朝汇款疑点等,2003年前往美国。
此外,曾任美林组组长的孔某在节目中还发表了近乎威胁的言论:“把我们这种人激怒了,真会把媒体的嘴全都堵上。媒体不可能都自由。不知道哪天你们就会天翻地覆。”
孔某1998年初在安企部被依职权免职,经诉讼后被处理为名誉退职,据悉目前是国家情报院的特别管理对象。
这是足以推测其披露任职安企部期间所获信息动机的一环。
原安企部职员A表示,“听他们讲述,甚至让人感觉他们在炫耀自己过去搜集情报的表现如同‘西部时代闹剧’的主角一般了不起”,批评称“这是连在暗处工作、所获情报永远带入地下的‘情报人’最基本伦理都遗忘的行为”。
国家情报院要求称,“将逃亡美国、遭通缉的退职职员毫无根据的说法当作事实加以报道并不妥当,因此强烈呼吁自律,避免不加分辨的推测性报道,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疑点”。
尽管国家情报院提出上述要求,但并无可阻止情报人员泄密的制约装置,这一点被指为助长无差别揭露及以此为依据的报道的因素。
《国家情报院职员法》第17条(严守机密)规定,“所有职员在职期间以及退职之后,均不得泄露因职务而获取的机密。职员(包括已退职者)依法作为证人、参考人、鉴定人或案件当事人,就属于职务上机密的事项作证或陈述时,须事先获得院长许可”。
然而,违反该规定时并未设置处罚条款,因此法律条文本身不具约束力。
也有主张认为,不应仅从负面看待原安企部职员的无差别揭露。
某大学新闻广播学系B教授表示,“这是在过去军事独裁政权向民主政权过渡的过渡期中发生的,是总有一天会爆发一次的事件。应将其作为情报机关不得重演滥用权力的教训”。
(首尔=韩联社)金贵根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