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7-17

【走向全球银行】劳动灵活性是竞争力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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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说到1996年,当时美国排名第4的化学银行合并了排名第6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新诞生的大通曼哈顿银行超越花旗银行,重夺昔日第一的位置。

这家资产规模3000亿美元的美国最大银行在合并的同时着手瘦身(downsizing)。在612家分行中,关闭了位于相近区域的100家分行。裁减1.2万名员工,相当于全部7.5万名员工的16%。其战略是在合并后三年内共节省15亿美元成本。美国银行界的并购(M&A)可概括为“做大体量,削减冗肉”,呈现出通过裁减人力、关闭重复业务来提升收益的态势。

事实上,美国经济克服1980年代的萧条、纽约金融界恢复全球竞争力的过程,与工会力量削弱的趋势同步。银行和企业主为克服经营危机,承诺若不组建工会就给予更多福利待遇。在劳动者之间也扩散出这样的想法:与其搞工会,不如配合公司才是保住岗位之道。劳动者的思维从争夺既有蛋糕的分配,转向合作把可分的蛋糕做大。

在韩国国内,外汇危机之后金融结构调整推进过程中,银行界也经历了大规模裁员和分行缩减的切骨之痛。银行业借此获得了清除70至80年代高增长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冗肉(低效率)的契机,韩国银行体系重新恢复国际竞争力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以巴塞尔Ⅱ为代表的近期全球金融环境,要求银行业在资产健全性、收益性、生产性等方面满足新的国际标准。这对在全球低利率格局下苦寻新收益基础的银行业而言,又成为另一重负担。

金融专家一致认为,银行业要确保全球竞争力,须以雇佣灵活性为前提。三星经济研究所常务金京源表示:“在美国,人们认为银行合并后若不进行人力结构调整,合并便毫无意义,因此在雇佣灵活性方面表现得非常彻底。”

但国内银行业难以在雇佣问题上灵活运用也是现实。其核心是人力结构老化和日益庞大的工会。银行在让冗余人力荣退、或通过外部外包削减人力成本等需要雇佣灵活性的业务上,事事面临工会抵制。尤其是银行工会的上级组织金融产业工会,在每年展开的劳资工资及集体谈判中行使了超出必要的过度影响力,用人方常常提出这一指摘。

某市中银行人事负责人表示:“如今哪有胆量在没有工会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人力结构调整的银行?”并称“因涉及生存权,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其立场,但国内银行业工会为反对而反对,程度太过分了”。

工会政治势力化也被视为阻碍雇佣灵活性的典型例子。负责劳资业务的银行业一位高层人士表示:“外汇危机后发生了大规模结构调整和反对结构调整的罢工斗争,金融工会力量变得强大”,“工会过于强势,资方被牵着走的情况屡见不鲜”。他接着说:“在工资及集体谈判过程中,超出增进会员权益的范畴,把政治问题作为争点,或主张对经营权的过度干预,也是阻碍银行发展的重大绊脚石。”

现代经济研究院博士卢镇浩表示:“在美国,以金融产业应相互竞争、共同发展为前提,只进行个别工资谈判,不存在像韩国金融工会那样一一介入劳资工资及集体谈判的工会上级团体”,“金融产业是知识与服务产业,因此有必要思考像制造业那样由产业别工会行使影响力是否有利于产业发展”。

国内银行业在外汇危机后的人力结构调整过程中,已因与工会对立而多次遭遇风波。最近的议题是非正规职员问题。截至今年3月底,五大市中银行非正规职员占全体员工的比例达22.4%。金融产业工会委员长金基俊主张:“外汇危机后银行业的结构调整是以大幅增加非正规职、最大限度节省成本的方式进行的”,“出于节省成本将正规职员所做的工作转给非正规职,对银行产业的特性和发展而言并非可取之事”。

外汇危机之后的1999年,受大规模结构调整效果影响一度减至4780个,但自2000年起再度剧增并维持在当前水平。人力结构方面,由1997年当时的11.3493万人减至1998年的7.5332万人,减少近一半,此后到去年年底为6.8236万人。

有指国内银行工会比发达国家庞大。就工会专职人员而言,五家大型市中银行平均为21.8人,部分银行多达41人,被评为高于发达国家的过度水平。即便在产业别工会活跃的欧洲,每1000名会员配1名工会专职职员,而国内银行约每200余名会员就有1名专职干部。

现代经济研究院博士朴德培建议:“从人力调整过程中的过多费用支出、人力调整后的高工资结构、门店调整的低效率等来看,国内银行业结构调整的根本目的即成本节省效果仍不大”,“考虑到我国银行生产性提升大多源于家庭贷款扩大带来的收益增加和不良债权比重下降等因素,只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确立裁员(lay-off)制度,并由此使门店调整易于实现,生产性才有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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