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来自经济开放带来的效应。
韩国经济研究院13日发布《韩国开放政策诊断及今后通商政策方向》报告称,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开放效应进行计量分析后得出上述结果。
报告显示,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高增长体制下,年均5.9%的增长率中,开放带来的增长约占1.1个百分点;而在年均增长率降至4.3%的90年代以后的低增长体制下,开放带来的增长率估计达到2.2个百分点。
因此,进入低增长体制的1990年以后,开放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对开放给出口、家庭消费、制造业、农林渔业、服务业生产等带来的影响进行推算后分析认为,经济开放化确实对出口产生了积极效果。
韩经研以此为基础指出,就今后加快经济开放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战略而言,应综合考虑出口市场确保、社会结构调整成本、政治军事安保效果、区域进军桥头堡效果、对方国家的谈判意愿等因素。
韩经研强调,为此应实施推进美国、欧洲、东亚集群型三极联动FTA的战略,以美国为中心考虑与墨西哥、巴西等的FTA,以欧盟(EU)为中心追求与东欧及前苏联国家的FTA,在东亚推进与日本及中国的FTA,同时积极努力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印度、俄罗斯等签订FTA。
韩经研提出,在FTA推进时期上,韩日FTA谈判可按计划进行,但生效时间无需着急;与墨西哥或ASEAN的FTA应尽早推进;此外与俄罗斯、印度、美国、EU的FTA也应从2005年开始讨论。
韩经研同时主张,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通商谈判中,就农业部门的多边谈判,韩国应强调农业结构改善、农户收入、农户负债等农业指标尚未改善,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
报告还指出,在视听服务领域,银幕配额不应仅着眼于阻止市场开放,而应切实实现对韩国文化认同的最低限度保护和视听服务产业的发展;就反倾销协定而言,明确反倾销标准等模糊规定、严格启动条件是战略性核心课题。
报告说明,在大米市场开放谈判中,首先应努力争取大米关税化延期,同时将关税化延期带来的义务进口量增量降至最低,并在延期期限、义务进口量、进口方式、义务进口量用途限制等方面努力取得最佳结果。
韩经研强调,就今后通商政策方向而言,应通过与仅在形式上推进开放的过去政策彻底切割的决断,以坦诚的替代方案凝聚国民共识,并以此追求大胆的对内经济开放和主动的通商政策。
(首尔=联合新闻)金贤俊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