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意外反击令“蓝眼睛”焦躁不安</b> 与蓝眼睛的海外债权团谈判,是大宇工作制重整最大的关口。“在韩国,国家会解决一切”——外国人长久以来的这一信念,被海外谈判打破。代表韩方的企业结构调整委员会委员长吴浩根,本该是被追债的一方,他脸上却越来越显出厚脸皮(照片左侧),而在此期间,他们的焦躁不断加剧。/Seoul Economic Daily 资料库
把恐龙般的大宇拆解开来动手术,果然如预料一般艰难。债主们的叫喊声越来越大,其中,与长年把韩国视作“容易下手的猎物”的“蓝眼睛”海外债权团打交道,更是难上加难。
长达七个多月的谈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1997年在国家破产危机中挣扎时截然不同的景象。若说这是金宇中会长留下的“光亮”,是否过于牵强、过于悖论?
7月中旬,李宪宰金融监督委员会委员长与金会长展开生死攸关的谈判之际,大宇崩塌的轰鸣声开始从海外传来。汝矣岛,韩国金融监督院副院长助理吴甲洙的办公室。一群蓝眼睛登门。李宪宰事先回避了场合,不想给人政府出面的印象。
“为什么来找我?去找金会长。”
虽然喝斥了他们,但他们早已对“皇帝”失去信任。外债谈判确实也曾种下“只要找政府就行”的扭曲信念。
“我们不是借给大宇,而是借给韩国。在韩国,财阀就是国家,大宇终究不就是国家吗?请保证本息。”
“政府和大宇有什么关系?你们的责任你们自己承担。”
他们急了,这次甚至背靠本国政府施压。
“连外国大使都找上门来。还威胁说政府若不负责,就会牵扯到通商问题……。”(高层官员A某)
在唇枪舌战持续期间,海外法人被逼到极限。到了8月初,香港出事了。法国系银行BFCE向香港法院申请宣告大宇破产。
政府也不能坐视不理。没有他们的配合,结构调整本身就无法进行。首先查清欠债多少:99亿4000万美元,其中年内到期金额就有52亿美元。
1999年8月18日。这一天是海外谈判的起点,也是大宇结构调整本部长金泰求与通用汽车最终谈判后返回的日子。从多方面看,这是衡量大宇前途的节点。
汇聚到首尔希尔顿酒店的69家海外金融机构。他们难得接受了韩方“请设立谈判窗口”的要求。花旗等9家机构组成“运营委员会”成员。韩方顾问由拉扎德和Cleary担任,还有外债谈判的英雄马克·沃克。谈判框架好不容易搭起,但缺乏重大国际谈判经验的韩方债权团显得生疏。政府又不能出面……需要救援投手。工作制重整启动前一天的8月25日下午,企业结构调整委员会委员长吴浩根的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李宪宰委员长。
“请大哥接下来吧。”“不过有条件。政府要彻底退出。”
窗口统一了。但“大宇即国家”的主张依旧。韩国政府丝毫不动,他们的不满终于爆发。
9月28日,香港。蓝眼睛们发表了谴责政府的声明。“承诺平等对待外国银行却未兑现。政策决定过程中既无协商,也没有为外国银行制定有意义的计划。”
是讽刺吗?不满反而成了他们迂回表明诉求的契机。所谓“有意义的计划”,就落在大宇7月提供的“10万亿担保”上。为谈判中期提供框架的担保问题浮出水面,他们要求分到与自己相称的一份猎物。韩方也认可了。没有胡萝卜就要人帮忙实属过分,并承认与国内债权团之间存在差别待遇。
10月5日,大宇中心。数十名外国人再次聚集。直到次日持续三个多小时的马拉松谈判……吴委员长的办公室。
“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一向惜言的他表现出乐观,颇为罕见。“他们好像撤回了要求政府或国策银行提供支付保证。取而代之,要求在工作制重整中给他们否决权。说到底,他们也是债主。”
中期谈判聚焦于共同担保和否决权两点。否决权给了便罢,担保问题却不易。为安抚他们决定给予担保优先权,这次韩方债权团又反弹。担保价值已跌到不足一半,“那我们吃什么”的逆向歧视争议冒了出来。有什么办法,只能先迎合他们的口味。
虽然艰难解决,但事实上在谈判的大框架中,担保问题只是暂时安抚他们不满的“慰问礼物”。反正他们关心的并非工作制重整,而是多捞一分钱后抽身而去。
10月中旬。为谈判收尾的“买断(buyout)”方式此时登场。即削减部分债务后由韩方买下,使其退出工作制重整。这是正戏开始的时刻。
韩国政府也开始准备谈判破裂时的最终手段——法定管理。并定下了D日。
10月28日,东京。气氛紧张。会议进入高潮时,吴委员长打出了牌。
“减免部分负债后,在2~3年内偿还。作为交换,工作制重整由韩方主导。”
所有底牌都掀开了。剩下的只有悬崖边的较量。持续一个多月的谈判,越到后期越紧迫。
12月1日下午3时,大宇中心。火花四溅的争论中,韩方主张已经明确:要么参与工作制重整,要么以买断退出,要么进入法定管理。以欠债者的胆量而言,实在是厚脸皮。曾梗着脖子说“大宇就是国家”的蓝眼睛们反而焦躁起来。两天后,一直不开口的官员们接连发声。“下周就会了结。”(李宪宰)
剩下的只是决定削减多少负债。韩方动作加快。逐一核算多达254家大宇法人的资产价值,进入测算回收率即偿还给他们金额的工作。大宇株式会社18%、大宇汽车33%、大宇重工业65%、大宇电子34%,平均为34%。
对他们而言这是荒唐的数字。蓝眼睛代表们立即向所有外国机构发出函件。
“这一提案不能成为开始谈判的依据。是毫无根据的虚构。”
他们干脆把顾问机构从韩国撤走。韩方也不落后,发出最后通牒:“年底前不接受,就把大宇株式会社送入法定管理。”
令人窒息的拉锯持续了一周以上。法定管理的期限接连逼近。当然韩方也难以无条件选择法定管理。可谓虚张声势的牌。即便准备好了,想想对市场的冲击……12月17日上午,银行会馆。李宪宰委员长召集各银行行长。
“为进行追加谈判,将(法定管理)推迟3~4周,至2000年1月下旬。”
会上把回收率从34%提高到36.5%。按各子公司计,从19%提高到92%。圣诞节前三天的22日,他们再次作出正式回应,提出自行测算的回收率。“大宇株式会社40%、大宇汽车52%、大宇电子42%、大宇重工业95%”
平均59%。与韩方方案仍有显著差距。
就这样跨了年。政府甚至组建了法定管理准备小组。难道真的……他们忙了起来。到法定管理只剩一周时限。李委员长再次开口:“不会拖太久。”
持续施压之下,信号来了。发到金融监督委员会的函件中,包含了巨大变化的信息。
“从59%降到45%。若送入法定管理,将对其他子公司资产申请假扣押。”
但威胁已不再奏效。谈判迅速驶向终点。
1月20日下午,香港文华酒店。“世纪谈判”,森严的气氛中甚至透着寂静。谈判持续到深夜,却始终找不到交集。
次日上午10时开始的第二天会议。部分外国人干脆在住处收拾好行李才来到谈判场,似要一决胜负。直到最后一刻,韩方的武器都是法定管理,吴委员长甚至引用了外国谚语:“倒下的马,再抽鞭子也站不起来。”
他们死死抓住大宇株式会社的粉饰会计和子公司间非法资金往来,施压要求提高回收率。就这样整整过了一天。
2000年1月21日夜。果川的财政经济部忙起来。将近11时,香港来了电话。“39%~40%”。这是宣告达成协议的信号,历时5个月。政府有关人士对谈判达成的消息如此评点。
“这成为海外金融机构也要为错误贷款行为承担责任的首个案例。也算证明了他们‘大宇即国家’的等式是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