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7-07

[通信与广播合一] 理想的融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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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通信及广播业界正忙于勾画适应通信广播融合时代、以制定高效政策为目标的统合机构蓝图。

数十年来各自发展的通信与广播正式进入“同居时代”,预计将给国民生活和产业带来一大革新。此前通信领域以信息通信部为中心,由通信委员会等负责政策与监管;广播则在文化观光部与广播委员会的框架内运作。

通信一直以产业层面为最优先课题,广播则以公益层面为先,因此设立通信广播融合机构的核心,在于能否把这把双刃剑打造成协调而高效运作的组织。

正因通信与广播在异质环境中成长,围绕设立通信广播融合机构的讨论也在双方尖锐对立中迟迟找不到交集。但在DMB这一通信广播融合服务启动、IPTV服务也难以再推迟的现实下,设立融合机构可谓必须解决的课题。

◇统合机构设立进展如何=为制定高效的通信及广播政策与监管而设立通信广播融合机构,是本届政府的公约。政府此前对信息通信部与广播委员会势必尖锐对立的统合机构设立态度消极,但随着卫星DMB业务全面展开,已承认这是不可再推迟的课题。去年初为设立通信广播融合机构而成立通信广播政策协议会,去年底又组建通信广播结构改编委员会专案小组(TFT),一度似乎获得了一定动力。

但双方就“结构改编委员会该设在哪里”意见分歧,数月来始终空转。信息通信部主张设在总理室下属,广播委员会主张设为总统直属机构,双方僵持不下。

此外,被双方视为设立融合机构前置阶段之一的改编委员会的地位也尚未确定。即便地位确定,到统合机构设立之前,还有相关法律修订和国会同意等众多难关。

与通信广播融合相关的法律讨论也是一大难题。因为在现行广播法、电波法、电气通信设施法、电气通信事业法体系下,无法保障通信广播融合服务与技术的法律地位。而在法理解释上,相关部门及经营者的矛盾与混乱也势必持续,因此制定和修订通信广播融合相关法律在所难免。

◇争议点及替代方案=信息通信部与广播委员会对立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产业考量”与“公益性”何者为重的尺度存在分歧。对信息通信部而言,随着通信领域扩张而与广播结合已成大势,因此把通信广播融合视为通过IT839战略等推进的国家课题。

因此信息通信部主张,通信广播融合机构应采取能为国家产业发展制定高效政策与监管的政府部门形式。

但广播方面立场不同。一直在公益性框架内运作的广播界认为,通信领域的扩大会引发竞争逻辑,必然导致公益性弱化。

因此其立场是,通信广播融合机构的地位也应与目前作为总统直属机构、能够保障公益性的广播委员会同级。

目前双方考虑的现实融合机构形态大致有四种:▦将监管与政策全部一元化的单一部门(方案一)或独立委员会(方案二)▦监管职能由委员会承担、政策职能分离(方案三)▦仅将监管一元化并设为委员会形态、政策由各部门管辖(方案四)等。

据专家称,既能保障监管的政治独立性又能兼顾政策职能的方案二和方案三,被评价为具有一定可行性的高效方案。

仁荷大学言论情报学系教授金大浩指出:“像澳大利亚、新加坡这些讨论起步较晚的国家,也有许多已完成统管通信广播的融合机构改编”,“需要结束围绕融合机构应采取何种形态的消耗性争论,各部门应发挥相互让步的美德”。

◇海外案例=最早设立统管通信与广播机构的国家是美国。1934年设立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制定并实施通信与广播的基本政策。FCC以独立监管委员会形式运作,统管广播与通信政策、市场监管及内容审议等。

英国也为整合统管通信产业与广播的共5个监管机构,于2002年制定广播通信委员会设置法,设立了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OFCOM)。OFCOM以广播、通信单一监管机构形式运作,文化传媒体育部负责广播领域,贸易产业部负责通信领域,独立推行振兴政策。

法国将广播与通信部门的监管机构分开运作。基本上互联网广播也由广播机构视听评议会(CAS)负责,通信则由通信监管厅(ART)专门负责。

此外,澳大利亚已完成把政策机构整合为政府部门机关,监管机构则计划整合为单独的委员会。新加坡的政策机构已整合入信息通信文化部,监管机构则分别独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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