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30

[时论] 个人信息保护与产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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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围绕《个人信息保护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的立法,存在诸多讨论与分歧。细听之下,国民有国民的理由,企业有企业的理由,各有其正当性。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的这类争论,是在互联网无限普及、所有信息日益数字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现象。

我们每天要收到数十封、数百封垃圾邮件,还要面对居民登录号码被盗用等问题,备受困扰。因此,对“个人信息”一词反应过敏也完全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这类信息数据库也是使面向客户的服务成为可能的客户关系管理(CRM)、数据库营销、互联网商务(e-Biz)、企业中长期营销战略,乃至制定国家政策时都必不可少的资料。归根结底,在信息化社会中,既无法阻止这类个人信息被收集、处理和利用,其必要性还在逐步增大。那么,应如何对待个人信息呢?

个人信息需要在“自由流通”与“保护”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制定了此次基本法。问题在于,基本法是否“取得了平衡”。

该法的争点可归结为事实上禁止使用居民登录号码,以及把“个人信息影响评价”义务化并延伸至民间部门等,乍看似属理所当然之举,实则并非如此。

首先,法案明确规定“未经信息主体明示同意,不得将唯一识别符用于该识别符目的以外的用途”,而规范互联网上被广泛用作唯一识别符的居民登录号码的《居民登录法》,将其目的限定于“掌握人口动态”,因此成人认证、电子商务等场合对使用者年龄的确认及实名与否的核实事实上变得不可能,反而可能导致消费者权利保护弱化,并使信用卡、个人ID被恶意盗用等犯罪更易发生。作为替代方案而受关注的“公认认证书”,目前普及率仍然很低,技术与费用方面的问题堆积如山。

其次,法案不区分公共机关与民间企业,一律强制实施并提交“个人信息影响评价”。该制度原本是在美国等国为规制那些持有海量个人信息、一旦泄露影响巨大的公共机关而设立的。此外,现行《促进信息通信网利用及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已设有“安全诊断制度”,进行强力规制。在政府为激活产业而宣称要取消不必要规制、甚至设立并运营“规制改革规划团”的情况下,这种过度的双重规制是否妥当,有必要加以思考。

关于个人信息的基本法当然是必要的,但也须考虑与可视为特别法的现行法律之间的关系。基本法应承担的功能是,确立可普遍适用于所有领域的信息保护最低标准,为现有及新设特别法提供方向;而公共领域、信息通信领域、位置信息领域等的特别法,则应打造符合各自特殊性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若忽视这些基本原理以及国家激活产业的政策目标,就可能沦为阻碍产业成长、衍生其他问题的“与现实脱节的法律”。

此外,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是否仅靠限制收集与利用就能解决,也值得怀疑。细究之下可以发现,我们所称的侵害事故大多源于信息管理者的疏忽或有意泄露。也就是说,说信息保护的核心在于彻底的“管理”也不为过。尽管如此,如今却试图仅以不切实际的信息“收集”和“利用”限制规定来解决问题。

笔者本人也不希望自己的信息被非法使用。正因如此,我比谁都更殷切期望制定出一部面向未来、富有效率的基本法,在把信息化社会不可避免的负面功能降至最低的同时,与产业成长相协调。

总之,唯有在制定能够兼顾个人信息保护与产业成长的均衡基本法的同时,推动对个人信息重要性的认识转变与利用文化的先进化、企业自身的自律规制,以及政府在技术上帮助民间企业安全管理个人信息等举措共同落实,才能在信息化社会中实现我们真正期望的切实有效的个人信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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