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前大宇集团会长金宇中回国,当年作出解散大宇集团决定的政府政策线及其处理过程正引发关注。
特别是出身大宇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大国家党议员李汉久近日表示:“(金前会长)一旦发言,波及将会很大,恐怕会有很多人睡不着觉。”围绕当年解散决定是否妥当,各方展开了激烈争论。
当然,多数观察认为,要决定解散大宇这样位居财界前列的集团,若没有前总统金大中和总统经济首席秘书李基浩等青瓦台方面的最终决心,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在策划并执行大宇解散方案的政策线核心,是当时任金融监督委员会委员长的前经济副总理李宪宰和时任财政经济部长官的姜奉均(现开放国民党议员)。
此外,相比财政经济部,当时统管结构调整业务的金融监督委员会与韩国金融监督院发挥了更为直接的作用。
在实务层面,前韩国金融监督院副院长金相勋(前国民银行行长、现CFO协会会长)和前金融监督委员会结构改革企划团第三审议官徐根雨(现韩亚银行副行长)扮演了前委员长李宪宰的左右手角色,主导了解散过程。
前金融监督院企业结构调整委员长兼五大集团事业结构调整推进委员长吴浩根(现拉扎德亚洲会长)和企业结构调整委员会事务局长李成圭(现国民银行副行长)也充当政府与债权团之间的纽带,见证了这一过程。
虽然稍处于核心之外,但财政经济部前政策调整审议官赵源东(现政策企划官)和前金融政策局局长李钟九(现大国家党议员)等主要干部也与金融监督委员会协调了大宇相关业务。
当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金融、好不容易使经济回归正轨的政府,自1998年起便判断大宇集团是可能给经济带来一大混乱的风险因素,一直密切关注。
大宇自80年代以后通过借款收购不良企业并使其复活,并持续扩大东欧等海外业务。
大宇当时在财界被戏称为“停下就会倒的自行车”,却对此毫不在意;但进入IMF时代后,政府层面的企业、金融结构调整启动,借款便原封不动地成为不良资产,终致危机局面。
大宇自1998年底起不断公布缩减子公司等结构调整及改善财务结构计划等自救努力方案,但在金融市场上未见任何效果。
随着银行借款中断,大宇靠公司债和商业票据(CP)撑持,但这些工具的利率也大幅上升,达到难以承受的阶段。
1999年7月,金前会长拿出包括私人财产在内、规模达10万亿韩元的担保,勉强获得4万亿韩元新资金,但仍只是“往无底之缸里倒水”。
政府最终认为,若再放任大宇事态,将导致协作企业接连破产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扩散,从而可能引发经济危机,于是着手采取非常措施。
首先,政府担忧大宇不良状况暴露后,投资信托业界对大宇债基金的赎回要求接连不断,从而引发金融大乱,于1999年8月12日采取了“大宇债基金赎回延期措施”。
接着于同年8月26日宣布,将大宇集团12家主力子公司纳入工作计划(workout)对象。
据传当时政府内部有人主张只将大宇集团子公司中负债较多的4家纳入工作计划,但李前委员长等金融监督委员会方面坚持必须将全部主力子公司纳入,最终获得采纳。
据悉,在正式宣布之前,金融监督委员会曾数次向大宇集团发送工作计划申请书并催促签署,大宇集团则向有关渠道申诉、加以拖延,最终以12家子公司代表名义签署。
然而,大宇集团12家子公司规模过大,难以纳入6家银行的共同工作计划,加之以大宇株式会社为中心,子公司间资金支援关系错综复杂,一旦利害冲突,工作计划可能被延误,这类担忧随之出现。
因此政府决定打破大宇集团既有结构,将12家子公司独立为个别企业推进工作计划,并在宣布工作计划四天后的8月30日采取了切断大宇各子公司间资金支援的措施。
这正是信贷规模居国内第二的大宇彻底丧失集团地位的时刻。
(首尔=联合新闻)秋承昊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