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禹锡教授7日在关勋俱乐部(总务为联合新闻经营企划室长朴正灿)早餐讨论会上,介绍了难治之症患者胚胎干细胞培养的研究成果及今后计划。
黄教授当天在首尔中区新闻中心举行的讨论会上,面对约85名国内外记者,还介绍了干细胞治疗实用化前景以及研究背后的故事。
——已跻身世界级明星之列,警卫也加强了,有什么好处吗?▲我是带着紧张来参加讨论会的。这是矛与盾的关系,身在实验室、口才不佳的忠清道出身的我,一直在苦恼该如何应对。承蒙政府关照,为解决我诸多不便采取了各种措施。完全没有不便之处。
发表前一天和当天都一样。那天回国后,我认为这是对国民理应尽的本分,所以上了电视新闻做了说明,随后立刻赶到实验室,检查空缺一周期间的研究进展,凌晨1点才回家。第二天早上6点同样看着培养细胞度过了一天。按固定模式生活,没有什么不便。
只是那天之后受到国内外媒体关注、采访请求纷至沓来,这是事实。我本想一一答应,但那样下去恐怕会变成"游手好闲之人",所以一概谢绝外部演讲,除特殊情况外,也在郑重谢绝国内外采访。
希望媒体能够理解这一点。目前由研究团队的长者、首尔大学安圭里博士在详细说明。
——国民很关心干细胞研究的实用化处于什么阶段。如果用马拉松赛程来比喻的话?
▲汤姆森博士的研究确实处在起跑线上。对我的研究要谨慎比喻,我的一句话稍有不慎就可能给全世界难治之症患者带来错误的希望,也有泄露信息之忧。
我把自己的研究除外来比喻。实用分化细胞在25公里处,治疗过程标准化在30公里处,紧随其后是重现性和机理等,最后抵达终点线。干细胞首次培养在20公里处等。
患者定制型干细胞培养成功,我不指明位置。
一般说戏剧有四幕。第三幕结束时大致能明白其含义,第四幕结束就准备献上毫不吝惜的喝彩。但我们的研究处在第二幕。这不是机械的二等分,而是有意义的二等分;第一幕结束后,第二幕似乎不再需要那么多汗水和泪水。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必要、也不应由我指挥完第二幕。我认为第一幕结束时就该淡出(fade-out)。明年下半年左右第二幕将开始,届时国民会给予中场鼓掌。
——以现在的共同研究阵容,无法完成数百种相关衍生研究。
虽说构建了国际网络,但感觉仍不足,是否需要更大胆的联合阵线?请说明国际共同研究进展如何,如有新的研究团队加入,是哪些团体?
▲我们找到了干细胞治疗的可能性,为了获得确信将走完剩下的路。为找到确信,需要许多共同努力和能量凝聚。我想珍视众多科学家的研究与努力。昨天是假日,从清晨起各界专家就聚集在首尔大学医院进行了深入研讨。比预定时间多花了两倍以上,深入讨论了各领域应如何优化战略。还讨论了国内共同研究阵容应如何构成,并分析了海外研究团队的优缺点和诀窍。对此前收到的共同研究提议,作为对外保密事项进行了讨论并制定了战略。
这一过程将由数十名国内专家发起未来发展协议会,完成第一次筛选(screening),再经过信息和战略性协商,最终完成国内外共同研究阵容的组建。
——您认为干细胞研究有可能被用于不道德目的吗?部分法学者和伦理学者以操纵生命体为由提出了宪法诉愿。如果有不回应公开讨论要求的理由请说明。另外,对于人类克隆被滥用的可能性将如何应对?
▲我的回答是:地球上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内不会有机会见到被克隆的人类。所有科学技术都具有两面性。尤其是生命工程研究,如果没有这种两面性就没有学术价值。那样的实验或研究会变成没有装刹车的故障汽车,会变成适当位置没有信号灯的街道,成为事故必然发生的无秩序样本。宗教界的这些指摘和社会各界的意见,我视为宝贵的教诲,认为是使我们基本上不脱离伦理基础的指针。今后我会好好铭记,不做越轨之事。
——生命伦理学会提交了公开质询书,要求公开讨论。黄教授在首尔大学演讲中回答说"还没有准备好作答"。
▲研究团队中也有人愤懑地表示应出席公开讨论、痛快讲清楚。但我说慢一拍。不是因为害怕才不去,而是(考虑)我们是否有必要走进消耗性的争论场。我们需要集中能量,我认为我们走的是理应为人类走的路。
那是想表达:如果10年后这样的批评和评价仍在继续,我将承担一切责任,余生也照此过下去。
——对于卵子提供或个体克隆等,完全没有可供验证的途径。是否有研究团队成员捐赠卵子之类的事例?另外,您是否认为《生命伦理及安全相关法律》充分反映了对这些问题的安全装置?有没有意愿在研究团队之外设立使研究过程透明化的审议机构?是否考虑把研究移交国家研究所?
▲透明性与保密性有时会冲突。如果是复制别国已发表的技术,我认为不必优先考虑保密性这一价值。但我们的研究,第三方科学家评价说具有科学重量。我的信念是,在这一过程中取得的成果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我们的研究团队。
它属于给予支持的国民。
在世界任何国家,对于领先的技术,保密性都是第一要项。
但需要透明性与保密性的适当结合。我认为第一阶段透明性略显薄弱,因此在第二个过程中,每当认为有必要时,就请来那些声音不大但在自己领域构筑学术基础、精通医学、法律、伦理、哲学领域的专家,听取他们对研究过程的建议。
我们已确保内部自律控制功能,如果确实必要,并以彻底遵守保密性为前提,也会请市民团体或宗教界人士参与。
我也曾考虑过国立干细胞研究所,但在这篇论文发表前的阶段,《科学》杂志等机构的两位数学者已知晓内容。他们表示,既然在不报道的前提下取得了这一业绩,不如把"世界干细胞银行(国际干细胞银行)"设在韩国。我非常感谢,并一致接受了这一意见。
计划在今年内适当时机在我国开设世界干细胞银行。
——有预测认为2014年可实现干细胞治疗,这一预测准确吗?
▲我事先已向记者们说明这部分要闭口不谈。请理解。
——去年秋天您曾在国内媒体留下文章,称因停电事故只剩两个胚胎,处境惨痛到想自杀,当时收拾局面的那位叫"乙顺"的研究员是谁?另外,上次入境记者会上提到的"荒唐至极的事"是什么?
▲确实发生过停电事故,那是2003年的事。我认为"千辛万苦"这一表达比较合适。地球上首次被称为一个克隆的干细胞团复制出100团以上,刚稍感安心,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停电事故,极为多变敏感的干细胞只剩两个、其余全部死亡,当时觉得天都塌了。可第二天去看,剩下的两个长了很多。
"荒唐至极的事"事关国家威信,10年后我会笑着介绍。
——研究成果存在秘密性、保密性,意味着科学研究有国界,对科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有何看法?
▲不存在能阻挡科学的国界。但科学家应有祖国的概念。科学是为全人类福利、为未来前行的希望与梦想之列车。但在那条路上只做出一点点就自豪地全部公开,下一阶段结果可能由第三方而不是我们来收获。想让全人类的感谢以大韩民国的名义被接受,这就是我强调保密性的理由。
我不认为这是国粹主义。如果能以"韩国制造"的技术、作为值得自豪的产品分享给全人类,那将是令人自豪的事。
——政界在启动支援黄教授的项目时,公开宣称将进行提高获诺贝尔奖可能性的活动,换句话说也可以称为游说的活动。作为科学家,您认为自己因胚胎干细胞研究功绩获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有多大?国民会持续支持,但对政府或民间层面的赞助有什么期望?
▲我完全不知道诺贝尔奖是怎么运作的。那也不是我的目标。如果历史上能留下一行记录,"他是真正的科学徒"这一记录会比任何价值都更宝贵地留存下来。
说一两点感想,这次发表之后我领悟到,科学是没有执政党在野党之分的价值中立之物。执政党和在野党都给予了鼓励和支持,国民们也像自己子女做成了事一样一同高兴,我遇到很多握着我的手流下感动泪水的人。
我要介绍另一位。在制成第一个干细胞并交给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正经历科学验证过程时,总统夫妇到访实验室予以鼓励。这是连部长和校长都不知道的绝密事项,但我向总统展示了(干细胞)并作了说明。
总统说:"我当总统以来,今天是第一次感到胸中激动的高兴日子。作为总统,希望给你和你的研究团队什么样的支援呢?"我回答总统说:"这是长距离赛跑,即使投入大量费用也难说能否成功。再快也不会在总统任期内出现任何结果。不如去寻找更快出成果的研究。"
总统说:"如果20~30年后,在历史上今天的大韩民国成为这样丰衣足食、出了诺贝尔奖的国家,成为堂堂进入世界前十的国家,而我被记住是20~30年前懂得科学并开始给予支援的总统,那将比任何价值都更令我高兴。"
剩下的就是回报之路。韩国年轻的科学徒在恶劣条件下在研究室通宵。需要政府的支援和国民鼓励的掌声。诺贝尔奖应该由他们来拿。
——黄教授的胚胎干细胞研究在美国政界也分成赞成与反对,您如何展望结果?您认为美国政府允许干细胞研究对研究有帮助吗?这种情况下,我国和美国哪里更适合做研究?
▲各国领导人都有政策思维,也有国民的意见。
布什总统在按自己的方式推行政策,从这一侧面我表示尊敬。而从另一侧面,我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他们向往韩国。朋友们请求收拾行李过来做研究。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在契合本土的研究环境中,按既定伦理基础不受制约地开展研究。我认为那时会出现(与我们研究团队的)双赢战略。
——国民人气日益高涨。曾有担任部长的提议之说,您有作为科学家退休后进入政界的想法吗?
▲在目前状况下,我(比起现任部长们)或许有判断研究过程和今后前景的能力,但在其他能力上无法与他们相比,我该留下的地方是实验室。似乎曾有过科技部长官的提议,又似乎没有。我想过,我要是去了恐怕就要出大事了。
——您不仅在应对媒体方面有感觉,把艰深科学术语通俗易懂地传达的能力也被评价为卓越。例如以"大门与柴门"等表达获得了"语言魔术师"的称号,您在会见记者前会另外研究说明方法或把报道用语记在备忘录上吗?
▲问答内容等我根本不事先考虑。因为那样会显得做作,有可能变成别人的话。
——是否应该拥有解决生命伦理争议的实际方案?有人提到成体干细胞培养方法,您怎么看?
▲成体干细胞的未来潜力相当大。因为我不直接做这一领域的研究,所以也没有像专家那样阐述的能力。这是未来将占据很大部分的领域。但成体干细胞也存在致命缺点。若只用成体干细胞研究,我认为大概只能占据未来开拓领域的一半左右。应当最大化胚胎和成体干细胞两方面的优点,希望这样的政策基调不出现偏向、保持平衡地继续下去。
——看《科学》杂志,沙滕教授或青瓦台辅佐官朴基永等未参与研究的人也作为共同作者署名于论文,对于被过度政治利用的指摘,您怎么看?
▲就沙滕教授而言,我认为他起到的作用超过共同研究团队的一半。论文登上《科学》杂志时,有知名国际期刊来询问选择投稿期刊的标准。但事实上,当我们把论文让《科学》先尝一口时,对方回复说会给予"特别待遇(extraordinary process)"。
至于朴辅佐官,他不是共同研究人员。他起的作用是对实验过程所涉的社会判断与价值作出判断。朴辅佐官还是顺天大学教授、与青瓦台毫无关联时,我就提议他加入共同研究团队。只是在最终接受加入提议时,他被任命为辅佐官。
——您曾公开过从美国偷偷带回无菌猪的轶事。这是否有可能给青少年造成为达目的可以采用非法手段和方法的认识?
▲其实提供细胞的美国科学家和校方也知晓相关事实并走了程序。并不是说道德上过程可以被忽视。
(首尔=联合新闻)记者 申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