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子无论放进哪个口袋,终究会钻出来。人才也如锥子,容易被发现并得到重用,这就是人间世事。笔者见到潘基文长官是在20多年前的80年代初,当时正采访外交部(当时称外务部)。看人眼光出众的卢信永长官把他提拔到要职联合国课长。在冷战时代南北票数对决成为年度惯例的当时,联合国是关乎我国生死利益的外交舞台。
与潘长官近距离接触的契机,是卢长官经历安全企划部部长后出任总理之时。卢总理把他召为礼宾秘书官。当时采访总理室的笔者,要见卢总理必须经过他的办公室,有时卢总理的传召也由他代为转达。
笔者对潘长官的印象,首先是他属于典型的外柔内刚型。字面上看外表柔和,内里却像生铁般坚硬。他任北美局长时与宋旼淳北美课长(现第一次官辅)一起同美方进行驻军地位协定(SOFA)谈判时表现出的韧劲,至今仍被人们传颂。宋课长以“德国人和韩国人有什么不同”向美方逼问,他一边装作劝阻,一边在背后拍其后背,可以说正是这种领导力催生了比德国版本更为升级的SOFA。
记得那是他任次官时、2000年年末的事。根据金大中政府的开放政策,外交部也把两个高级职位向社会开放。要找到外交官水准的人才并不容易。因此外交部的情况大多以“内部宴席”收场。恰好有一位曾任驻美公报公使等职、出身新闻界的人士应聘文化外交局长。但他曾在家乡以在野党提名参选国会议员并落选。
外部评审委员为尹永宽(首尔大学)、文正仁(延世大学)和笔者三人,潘长官任评审委员长。笔者表示这是外交部摆脱“家族宴席”恶名的良机并推荐了他,另两位也表示同意。同时内心也担心是否会白白让潘长官为难。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既然各位委员希望如此,就这么办吧。”正如预料,他在青瓦台的审批过程中落选。潘长官想必从审批线上听到了不悦之言。即便如此,他仍有坚守原则的韧劲和气度。
或许是冒昧之言,但就个人而言他是位不幸的外交官。外交官在海外任职中才能开花。历届政府都想把他留在身边,使他的海外任职机会相对减少。在职业外交官出身的长官中,公馆长经历仅有一次(驻奥地利大使1年7个月)的人,恐怕他是第一个。但笔者确信,他作为外交首长或通过重要职务积累的宝贵经验,终有一天会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利益绚烂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