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企业中由前任、现任CEO出身的外部董事占比仅为30%出头,远低于美国(80%),外部董事平均报酬也仅为2000万韩元水平。
由此有观点指出,为激活董事会活动,需要使外部董事报酬现实化并减轻其责任上限,董事会职能也应从以经营监督为主转向政策决策。
大韩商工会议所24日发布《发达国家企业董事会运营实况与启示》报告称:“美国拥有丰富公司经营经验和诀窍的前任、现任CEO占外部董事的80%,董事会的政策决策职能运作活跃,但韩国这一比例仅为31.7%,董事会固有的政策决策职能正在弱化。”
报告显示,韩国企业在外汇危机后引入外部董事制度,董事会职能以内部交易委员会(Samsung Electronics)、透明经营委员会(SK)等制衡与监督为主运作,部分企业未能充分利用外部董事制度,形式化运营董事会的情况也不少。
相反,GE有宝洁集团现任董事长A.G.Lafley和强生前董事长Ralph S.Larsen,强生有前达美航空董事长Leo F. Mullin,3M有前百事可乐副董事长Robert S. Morrison等分别担任外部董事。
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在董事会内设置多样的小委员会以强化战略部门,把外部董事制度用作补充人力与能力的通道。
大韩商工会议所主张,韩国企业也应摆脱偏重经营监督职能的政策惯例(如扩大外部董事比重、引入集中投票制)以及为对外形象而选任教授、法律界人士、会计师担任外部董事的企业惯例,以最有助于企业成长的人士为主构建董事会阵容。
大韩商工会议所要求,为此当前课题是扩大外部董事人才库、提高报酬、减轻责任等。
上市公司外部董事人均平均报酬以2003年为准平均为2020万韩元,1000万韩元以下和1000万至2000万韩元的比例分别高达32.3%和27.4%。
大韩商工会议所主张:“在把向外部董事授予股票期权本身视为道德风险的社会风气下,选任有能力的外部董事本身就变得困难”,“在现行允许无限责任的制度下,活动本身只能萎缩,应像美国那样修改Commercial Act,以便限制外部董事的责任上限。”
此外,大韩商工会议所还表示:“有必要完善董事会相关制度,使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即使不走上经营一线也能发挥集团凝聚核心的作用”,“证券交易法对持股比率10%以上的股东干脆限制其外部董事资格,这一部分也存在问题。”
(首尔=联合新闻)宋秀庆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