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侦办出租车工会非法回扣案的首尔南部地检前地检长出身的律师,接手相关嫌疑人辩护后引发争议并提交辞任书,以此为契机,法律界内外再次就“前职优待”展开激烈争论。
民辩等在野法律界主张,虽未确认是否存在前职优待,但其可能影响下属检察官的侦查,因此必须建立制度性防范机制。
相反,在职法律界则认为,所谓前职优待只是非法中介为揽案而散布的营销手段,对检察侦查或审判结果并无明显影响。
尽管围绕前职优待立场对立,但由于缺乏关于前职出身律师对案件处理或审判结果影响程度的客观分析资料,其实体难以确认。
在此背景下,非法中介利用刑事嫌疑人等极度不安的心理,宣称“前职是特效药”强行揽案,受害者不断增加。
法院方面表示:“并未确认法院审判中实际存在前职优待。”其依据是,去年开业的前职律师所办羁押适当性审查的释放率为46.3%,与普通律师的46.1%相近;保释许可率为46.6%对50.5%,反而更低。
但据司法改革委员会报告,2002年2月至2003年1月首尔刑事案件受案排名前10位中,法官、检察官出身者多达9人,显示前职出身律师仍在“通吃案件”。
此外,在瑞草洞开业的A律师称,最近在27亿韩元规模的房地产所有权纠纷中虽二审(高等法院)胜诉,但对方利用高级法官出身律师的前职优待,推翻了判决。A律师表示:“韩国大法院高级法官出身的律师前往找大法官及审判研究官,就相关案件进行请托的情况不少。”
另外,检察官出身的B律师称:“即便不是开业之初,期待检察官出身律师对检方施加影响力,而支付上亿韩元代理费委托刑事案件的情况也很常见。”
可见除短期的前职优待外,前职出身律师利用交情在法院和检方充当游说者的情况也相当频繁。
高丽大学法学院教授河泰勋(司法改革推进委员会企划推进团企划研究组组长)指出:“仅从消费者已形成前职优待存在的认知来看,律师业界的前职优待就是应当改善的惯例”,“只有增加律师人数、强化竞争体系,并加强律师协会内部惩戒,才是根除根深蒂固的前职优待的替代方案”。
同时也有意见指出,需要建立在一定期间内公开前职出身律师案件处理结果、事先阻断前职效应的制度性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