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与梅尔文·德雷希尔提出了名为“囚徒困境”的理论。该理论是将共犯罪犯分别关押于单人牢房以诱导其自白,利用“背叛更有利”的心理来破案。
笔者设想,若将这种“囚徒困境”理论反向运用于住宅供给政策会如何。
为抑制首尔江南引发的房价波动,政府正在追加指定住宅交易申报地区等,举起监管之刃。但专家指出,一味监管的住宅政策存在局限,只有在抑制投机政策的同时提出切实可行的扩大供给方案,才能实现房价稳定这一政策目标。尤其在住宅供给率不足90%、中产阶层以上住宅需求集中的首尔,扩大住宅供给势在必行。
首尔地区的住宅供给因宅地不足,大多通过重建和再开发实现。加之江南除重建外别无住宅供给途径,这正是房价不稳的本质所在。
然而,各居住用地容积率已有规定(第一种为250%、第二种为200%等),且为抑制江南引发的房价波动而实施了重重叠叠的重建监管,江南地区的住宅供给只能是有限的。
因此笔者认为,现在正是需要“囚徒困境”反向思维的时点。并非自白罪行的形式,而是当重建组合成员将额外开发收益的大部分捐赠给国家时,可大幅放宽容积率并允许建造超高层建筑——住宅供给政策需要这样的思维转变。
也就是说,不是由政府层面主导,而是当各组合自发将额外开发收益大部分捐赠时,再额外放宽容积率。如此,侵害私有财产而提出宪法诉愿的借口也将消失。
不过,考虑到若全额收回额外开发收益,组合可能不愿捐赠,因此应保证在极为有限的水平上让部分额外收益归属组合,这样政策的可实现性才会提高。此外,开发收益的回收方式若采用现金而非现行的租赁公寓,也将提升政策实效性。笔者认为,应将由此回收的资金投入市中心租赁公寓建设和江北新城开发等,以扩大住宅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