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国上海浦东地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这里冷清的景象,与全球投资者高度关注的中国资本市场心脏地带的身份并不相称。2000多个席位上,仅有20~30人守在那里。
现代证券上海办事处分析师崔贞熙解释称:“一方面是因为股票市场已实现电子化,证券公司派驻的员工较少,但这也与创下6年来历史最低点的市场气氛不无关系。”中国政府几乎天天出台股市提振措施,但药效并未显现。
◇混乱期的中国资本市场= 相反,从浦东地区通往浦西地区的隧道,即便不是上班时间,仅通过隧道就耗时40多分钟。原因在于浦东地区摩天大楼林立、流动人口迅速增加,以至于中国政府都开始担忧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膨胀得仿佛随时会破裂,而股市依然冰封,这赤裸裸地暴露出中国资本市场的混乱。说到底,是因为中国股市顽疾难以轻易治愈。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持有的非流通股,即国有股。它由国家股和法人股构成,占全部股份的70%。
每当股市出现复苏迹象,只要传出中国政府将出售非流通国有股的传闻,对供给压力的担忧就会令股价暴跌。此外,上市公司薄弱的财务结构、不透明的会计、信息披露可信度不足、机构投资者缺位、上海交易所与深圳交易所之间的矛盾等,也被视为问题所在。加之近来德隆集团与证券公司串通操纵股价、最终破产一事所显示的,上市公司的道德风险也相当严重。
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须在2006年底前开放基本金融市场,但与对外的“口头承诺”不同,其对股票市场的全面开放仍犹豫不决,这也是障碍之一。中国政府正在推进扩大外国证券公司经营范围、取消地域限制等部分放松管制的措施,但对内资与外资的差别待遇依然存在。
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证券监管部门高层人士表示:“1997年韩国等亚洲国家遭遇外汇危机,不也是因为金融市场开放得太快吗?”“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不足,资本市场全面开放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涌向香港的中国企业= 目前等待首次公开发行(IPO)的中国企业估计多达2000~3000家。但中国政府担忧流通量增加会令股市低迷,因而通过按各省、各证券公司限制年度次数等各种管制,调控上市企业的数量。
实际上,去年上海交易所的融资金额仅为5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4位。因此,急需融资的中国企业纷纷涌向香港。1993年以后,香港交易所十大IPO均由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人寿等中国内地企业占据。受此带动,去年香港交易所的企业融资金额合计达320亿美元,超过英国伦敦,位居全球第三。随着中国游客和企业涌入,“购物天堂”香港早已不见“大减价”的字样。
韩国投资证券香港办事处所长吴庆姬解释称:“香港股市正扮演中国内地企业的资金窗口角色”,“外资投资银行也在规避中国政府的各种管制、不透明的企业会计惯例,将其用作进军内地的桥头堡。”例如,位于香港的208家银行中,外国法人多达124家。
现代证券香港分行副部长柳相仁表示:“仅在香港回归时,曾普遍存在上海不久将超越香港的危机意识”,但“考虑到先进的金融与税收制度、各类基础设施、优质专业人才等,未来15年内香港的地位不会动摇”。
◇正在萌动的中国资本市场= 不过,中国上海、深圳交易所的追赶势头也不容小觑。首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发展资本市场的意志坚定。今年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提出由94个字组成的所谓“94字报告”,即为代表性事例。今年年初,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公布了十大核心工作。
这些均为以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各项制度确立、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等为内容的资本市场改革方案。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朱从玖也建议:“有必要减免股票利息及股息所得税等各类投资相关所得税。”对此,分析师崔贞熙表示:“投资所得税减免在中国股市相关政策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按目前速度看,10年内中国资本市场将走上正轨。”
野村、UBS、摩根士丹利等全球证券公司的进入也在加速。它们虽深知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仍在中国企业海外IPO业务、并购(M&A)相关咨询、设立合资证券公司等方面展开全方位攻势。
特别是自2003年5月中国政府允许开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业务以来,目前已有27家机构、合计约4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资金进入。它们通过QFII,在此前仅中国人可交易的A股以及国债、可转换债券(CB)、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方面加快步伐。
Samsung Securities上海办事处所长崔英浩解释称:“它们通过合资证券公司实际上连中介业务都在做,已摆脱中国政府的管制”,“今后是在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收益、抢占未来资本市场等综合目的下进入的。”
◇今后5年是韩国的分岔路= 在东北亚主要竞争者上海与香港以令人炫目的速度推进之际,韩国的“东北亚金融中心”构想还可能实现吗?对此,在香港见到的一位全球证券公司亚洲总部衍生品部门主管的回答十分坚定。
他在介绍自己曾在韩国工作过之后表示:“从投资吸引力和活力来看,除中国外,韩国是亚洲最好的”,“多数亚洲总部中与韩国相关业务的比重在七八年前约为20%,现在已提高到40%。”
一言以蔽之,仅从业务比重看,亚洲总部应从香港迁往韩国。他解释称:“香港、新加坡企业局限于金融、房地产等领域,而韩国的投资组合涵盖半导体、电子、造船、汽车、金融等,十分多样,还拥有世界级企业”,“靠近中国是优势,相关信息技术(IT)系统和人才水平也很高。”
也就是说,只要医疗、教育等配套体系、语言沟通以及韩国金融监管部门相关制度的完善能够到位,“东北亚金融中心”并非不切实际的蓝图。但他断言:“考虑到中国这一变量,时间并不多”,“必须在香港确立不可动摇的地位之前、在中国股市发挥应有作用之前决出胜负。”
现代证券上海办事处副部长赵康浩也表示:“韩国也应像香港一样,发挥中国企业融资‘导管’的作用”,“如果今后5年内不着手改善低估状况、完善相关制度,东北亚金融中心就将化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