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参与过为新引入“行长推荐委员会”制度而进行的实务工作。当时,银行行长依照当局意愿获得任命还是惯例。
由于这种做法作为官治金融的代表性弊端而成为批评的靶子,政府打算借此机会让银行自行选任行长。
细致查阅发达国家的案例后发现,有“行长推荐委员会”这一良好制度。它是一种精妙的工具,可以不受外部干涉、自行组成委员会并自主选任行长,在发达国家美国已成功运行。
政府欣然引入了这一制度,并立即从行长选任过程中撒手。然而,在巨大期待中启动的新制度从一开始就未能正常运作。首先,作为当事人的银行职员未能摆脱长期被驯化的他律枷锁,忙于揣摩官方意图而无法行使自主权,显得手足无措。
当局方面则决然表示这次一定要彻底洗清官治的污名,只是在一旁观察进程。行长选任权出现真空后,作为门外汉的政治便开始填补官治留下的空位。结果,出现了比官治时期糟糕得多的局面。由此得到了宝贵教训:再优秀的西方先进制度,若不能适应我们固有的土壤,只会放大意外的副作用。
必须认识到,西方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社会规范与价值观与我们大相径庭。对于拥有“我→学校→去”这种思维顺序的我们来说,建立在“我(I)→去(go)→到学校(to school)”思维方式之上形成的西方文明,不可能被原样接受。
因此,认为在西方成功的制度在我们社会也能照搬通行,这种想法并不正确。行长公开招聘制如今像新的替代方案一样流行,但在无形之手容易对评审委员施加影响的我们的环境下,这也很可能沦为徒有其表的空架子。
近来引发争议的向经营层引入股票期权的问题,其思路也只能是一样的。西方人认为,经营业绩突出的经营者理应获得与其能力和领导力相称的突破性待遇。而我们社会的情感似乎还未到那一步。人们会想,这难道只是经营层你们的功劳吗。
而且似乎也不乏“是不是有点过了”的不满。即便饥饿,只要同甘共苦就能忍受——我们这种深切的同伴情谊看来依然不容小觑。政策制定者务必牢记:再堪称典范的先进制度,如果接纳它的我们的土壤没有整备妥当,也难以期待取得预期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