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04

与WTO重启谈判则“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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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若要限制外籍董事人数,必须伴随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重新谈判,其原因可从1994年4月15日有关金融服务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时的情况中找到。当时国内法对董事的国籍及居住条件没有限制,因此承诺表中也未包含限制董事人数等内容。

相反,美国、加拿大等部分金融先进国家在1994年谈判时,国内法中已有以国籍为标准限制董事的规定,并将该内容写入承诺表。

财政经济部银行制度科科长金容范解释称:“与部分先进国家不同,我们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时国内法规定不论国籍均可担任银行董事,谈判过程中也照此反映。”作为“金融后进国家”对国际现实何等迟钝,在十余年后暴露出来,也就出现了我们连为守护“金融主权”的最低限度行为都无法自主实施的局面。

正因如此背景,我们在以乌拉圭回合谈判内容等为基础进行研究后,最终得出结论:修改银行法以限制外籍董事的选任本身即违背国际间谈判。通过WTO进行的国家间重新谈判或取得同意,是修改银行法的前提条件。欧盟(EU)以“韩国从未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纳入限制银行董事国籍之类的内容”为由提及向WTO起诉,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问题在于,与WTO重新谈判或仲裁时,失可能大于得。韩国目前正在推进多哈回合谈判,并同时与包括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在内的23个国家商讨自由贸易协定。

在此过程中,对方很可能要求在证券、保险等领域允许跨境交易等,对此前一直保留的金融部门进一步开放。国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科长赵义锡分析称:“(美国也以国籍为标准限制董事,)以国籍为标准限制董事具有正当性,但问题是修法可能在国家间引发大问题。”“而且不仅金融,还会波及教育、通信等其他服务部门,从国家利益角度看损失可能更大。”

特别是政府为培育服务产业,正在推进教育、法律等领域的大规模市场开放,因此不能排除在与WTO重新谈判时,我们向外国让步的部分多于预期的可能性。

一位政府人士就《金融时报》的报道解读称:“似乎掺杂着以按国籍限制董事的规定为借口,进一步加大对金融等服务部门开放压力的意图。”这一解读也是着眼于上述情况。

财政经济部高层人士强调:“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韩德洙多次表示不会以法律按国籍限制董事,其背后原因之一就是与WTO的重新谈判。”“比起修法,更现实的方案是在外资并购国内银行时,由金融监督委员会在审查经营计划书等时强化对高管资格等适格性的审查。”

该人士表示:“方针是努力使修订银行法不在4月临时国会上通过。”“如果法案通过,预计外国的通商压力将会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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