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危机爆发的1997年。政府和韩国银行就外汇储备(可用外汇储备)规模问题与IMF展开拉锯。韩国方面将借给商业银行的数十亿美元计入储备额,但IMF以“无法变现”为由,将其视为“没有意义的钱”。最终政府用一两年时间收回了这笔钱,部分银行因资金压力面临违约风险,尝到了苦涩的教训。
外汇危机爆发七年多后。在外汇储备突破2000亿美元之际,向银行存放的问题再度抬头。有观点认为,把部分储备交给需要美元的银行,既可以减少每年高达5万亿韩元的巨额管理成本中的一部分,又能减少新增借款,从而解决因美元长期供给过剩导致的汇率下跌问题,可谓一举两得。
如果说危机前的美元存放带有救助信用度下降、借不到钱的机构的性质,那么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是为了防止储备过多带来的损失和汇率暴跌,把银行当作“临时窗口”。
这一动向也与外汇政策基调的变化相关联。财政经济部国际业务政策官陈东洙在吹风会上表示“将重新检讨‘促进美元流入、抑制流出’的基调”,宣示政策转向。意即还要在封闭政策的压制下,对过剩的美元坐视多久。这将带来中长期运用方式的变化。我们因外汇危机时濒临破产的噩梦而心存畏惧,一直只盯着安全的美元资产。
政府一位当局者表示“中国曾把外汇储备注入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资本金”,强调政策转向的必要性。新加坡则通过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购买海外房地产。主张我们也应积极行动,将储备存放于银行,贷给新港口建设等大型国策项目或需要进口高端资本品的企业,用于提升增长动力。
当然,当局者们对把这一点公开化感到有压力。财政经济部国际金融局局长崔重卿表示“既要与韩国银行协调,也存在技术性问题,因此需要时间”,“最重要的是必须形成国民共识”。坦率地说,在“外汇危机才过去多久,就已经说这种吃饱了的话”这种国民反感情绪消除之前,不容易有人出头担责。
韩国银行也因这一点而持否定立场。韩国银行国际局局长李光珠表示“中央银行发放外汇贷款,是在外汇供给不足时才做的事”,“银行的海外借款也有通过频繁发行外币证券积累信用度的一面”。
金融研究院研究委员崔公弼也指出“为防止过高的运用成本,这可以被正当化”,但同时表示“外汇储备是为在国际市场上积累信任而持有的对外支付准备资产,交给民间可能伴随风险,因此过度的政策转向并不可取”。
不过他们也承认中长期方向上的必要性。韩国银行最近向国会财政经济委员会部分议员分发的资料中,也以“社会共识”为前提表示“将研究把部分储备贷给有助于扩充增长动力领域的方案”,在大方向上与当局立场相近。归根结底,银行存放问题正演变为“谁在何时给猫脖子挂铃铛”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