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27

[松贤专栏] “强盗贵族”的华丽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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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曾在第1期执政初期,试图为在选举中贡献巨大的大企业所有者下调财产继承税。结果,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英特尔董事长戈登·摩尔,以及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危机以来在韩国广为人知的乔治·索罗斯等美国赫赫有名的财阀企业主一致反对。他们反而主张“应征收更多继承税,阻止财富世袭现象”,令世人大为惊讶。

那时在韩国,一位财界代表格外感叹韩国社会反企业情绪高涨的现象,愤愤不平地表达不满。他针对一项显示55%以上国民对财阀和企业主持敌对或否定态度的民调结果表示,究竟是谁把韩国经济拉到了这个水平,又是谁提供了这些岗位。

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直到上世纪前期,全国范围内的反企业情绪也非常高。否则民众怎会把财阀称作“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呢。让中小企业、小商人以及劳动者、农民哭泣的垄断寡占式市场支配行为极为严重,在经济“开发”的美名之下造成资源乱开发和环境生态破坏,最终还诱发了金融恐慌与景气萧条。财阀与种种腐败和不合理现象相关,政经勾结行为已成惯例。

然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为界,这些财阀企业的经营哲学开始了哥白尼式的巨大转变。首先消失的是财富世袭和代代相传的行为。正如马克斯·韦伯早先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强调的,努力经营企业、积累财富并取得成功之后,他们开始不把血汗积累的财富作为不劳而获的收入传给子女,而是欣然回馈社会。临终之际,通常把遗产全部捐赠给公共博爱团体,以救助在自由市场竞争中落伍的社会经济弱者和被边缘化群体。

进而,他们对文化、艺术、福利、环境、生态领域的发展也贡献良多。企业争先恐后,唯恐落后于政府,为建设共生共存的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这样持续半个世纪以上的企业家社会贡献活动,使深植于整个社会的反企业情绪逐渐消失。特别是,这是他们自行斩断家族门阀经营、亲属继承以及帝王式经营方式和政经勾结型逃税行为的结果。在标榜透明的伦理经营、持续把自身资产回馈社会的过程中,他们感动了国民,赢得了尊敬。一场华丽的转身由此发生。

比尔·盖茨夫妇在1999年至2003年的4年间,为世界上贫困、困苦、患病的人们和儿童捐出了250亿美元,相当于其所持资产460亿美元的54%。

今年也一如往常,拿出了去年个人所得的近一半。戈登·摩尔夫妇至今捐赠70亿美元,这相当于他们所持私人资产的144%。同期,乔治·索罗斯也将自己辛苦挣来的财产的68%、即24亿美元回馈社会。

在上届总统大选时,他不是以“韩国式的整车运钞”方式,而是公开为使布什总统落选而慷慨捐出数千万美元。美国世纪公司创业者詹姆斯·斯托尔斯夫妇已把相当于所持资产2.7倍的13亿4500万美元捐作社会贡献基金。

美国财阀企业主的社会贡献捐赠精神,在比尔·盖茨夫妇2004年1月27日于巴黎接受《地铁报》采访时清晰展现。他建议,当代“积累了财产的富豪,希望能找到把自己的收入回馈社会的方法,以消除地球村在健康、教育、研究领域的社会不平等”。

更令人感动的报道是,这对世界头号富豪夫妇公布的身后遗产处理计划。他们打算只留给三个子女合计1000万美元,剩下的459亿9000万美元全部用于慈善事业。他们还补充解释说:“子女带着太多钱开始人生,对他们的将来并不太好。”

严格说来,韩国的反企业情绪,更准确地应表述为“反企业人”情绪。有谁说自由市场经济原理和自由企业本身不好?没有人。大家都喜欢“三星集团”,都以“现代”为荣。既然如此,若“反企业人”情绪依然弥漫,这一悖论(paradox)应由如今群星般的第二、第三代大企业所有者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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