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李宪宰离任了。从个人角度看,李副总理似乎有不少可视为委屈之处。
经历栗山风波等事件,他不是比谁都更表现出“道德过敏”的人吗?可如今却是房地产投机。据说在主持最后一次干部会议时,他也强烈表达了对媒体和政界的遗憾。但即便不满,舆论终究是舆论,而提供了源头的也正是李副总理本人。他自己在辞职辞中不也说“一切都是我德行不足所致”吗?
如今“李宪宰”离去,让人回想起他一年多副总理任期内的种种。副总理上任后即高呼“企业富民”。他反复强调,只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才能拯救21世纪的韩国。
李宪宰的经济哲学在参与政府锋芒逼人的改革气氛中,让企业家们怀有一丝期待,他的言辞为市场留住了希望的火种。因此外媒将他的退出称为“经济掌舵人的丧失”。
但我们并没有闲暇只去追忆“作为人的李宪宰”。他在辞职辞中说,“经济现实与范式要求我们采取边际性的接近与思考”,“经济政策也需要与先进经济相称的高品质”。他还留下一句,“要应对复杂而挑剔的市场,处理政策的方法也必须改变”。
他这简短的话语,浓缩了留下来的经济主体应做之事。虽然加诸副总理身上的“房地产投机”污名尚未彻底澄清,但至少他留下的经济政策哲学,难道不该反复咀嚼吗?
李副总理在任期内对“温暖的市场经济”和“老龄化现象”怀有强烈执念。他还说过,我们经济剩下的时间只有15年。正如他所言,我们时间不多。这如今已成为后任经济掌舵人要解决的课题。
期待再次回归民间的李副总理,能成为大韩民国这家“公司”坚实的经济元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