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03

[主编专栏]韩国与美国的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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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社长是一位在美国比在韩国更有名的创业企业家。如果说安宝时(Ambex)会长李宗文和Televideo会长黄圭彬是硅谷韩人社会第一代的成功神话,那么A社长与前Yurie Systems社长金钟勋一起被视为第二代成功典范。

A社长于1999年在硅谷创办无线解决方案公司,仅一年多便将公司发展为佼佼者,并以1亿5000万美元出售给世界级通信设备企业B公司。与金钟勋将Yurie Systems出售给朗讯科技所获得的10亿美元相比,金额要少得多,但他一举成为硅谷的“明星创业企业家”。

防范挪用等违规手段的制衡机制不足

他在韩国也因名声所累,“借钱”的电话接连不断。

A社长2003年从B公司离职后,再次创办了创业企业。这次不是在美国,而是在韩国。他在韩国经营企业,承受着比在美国大得多的压力。最大的原因是韩国对创业者追究无限责任的交易和金融惯例。A社长表示:“在美国,创业者自己出资本金的25%,其余募集投资者设立公司,若失败只需放弃自己的持股就没有任何问题”,“在韩国因为对社长或创业者追究无限责任,会感到相当大的心理负担”。

大多数中小企业人士因这种无限责任而时常不安。公司向银行借入设备或运营资金时,社长以个人财产提供担保自不必说,即使在供货时收取预付款,也要就相应金额个人提供担保。

甚至在投资创业企业时,附加“公司若倒闭,由创业者个人偿还投资款”条件的情况也不少。金融及供货交易的主体是“法人”,但实质责任却不由法人而由社长个人承担。名义上好听叫“法人”,中小企业实际上被视为“冠有公司名称的个人”。

中小企业在借钱或供货过程中每次都被要求社长个人担保的惯例,也不无部分中小企业人士原罪的因素。要找案例不必追溯很远。上世纪90年代末信息技术(IT)泡沫中一夜暴富的创业企业家中,有一些因挪用、粉饰会计、内部人交易等嫌疑而入狱或逃往海外。银行职员们说:“内部制衡机制不足的中小企业,公司往往由社长一句话左右,因此即便贷给法人,出于贷款风险管理也不得不要求社长个人担保。”

如此严格追究社长个人责任,也产生了整个社会资源浪费的副作用。典型的是,即使社长自己认为公司业务前景黯淡、清算更为可取,也以“走到哪儿算哪儿”的心态,把注定要倒的公司死撑到底。

要让资本主义正常运转,就应分离法人与法人经营主体的责任,但对经营主体挪用等违法行为则须严惩到近乎苛刻的程度。

应学习“美国透明的企业环境”

在美国,企业人士的“挪用”被视为“盗窃”。一旦发现员工挪用事实,通常要做好在监狱反省15年的准备。但韩国不同,相比盗窃,对挪用较为宽容。即使动用名义信托等种种违规手段转移资金,只要偿还挪用金额,很多时候以“缓刑”收场。即便不偿还转移的资金,在监狱熬几年就能重新逍遥街头。这是所谓“吃了就跑”行为必然反复的结构。

政府自去年以来为振兴经济推出了多种创业企业培育对策。但在这些对策之前,应优先营造透明、高效的企业环境。硅谷即便遭遇再大的不景气也不断诞生优秀创业企业,正是因为这样的企业环境有保障。若不营造透明、高效的企业环境,“适宜经商的国家”只会是空谈。timothy@se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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