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01

[社论] "韩国折价"社会结构也有责任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尹钟龙前几天在股东大会上表示:“社会也有治理结构,韩国折价相当大一部分源于社会的治理结构问题”。他的发言是针对参与连带指责Samsung Electronics股价因治理结构问题而被低估的攻击所作的反驳,属于自我辩护层面的表态。但从这一点使人思考政治、行政、教育、社会等我国社会整体的透明度与效率水平而言,被评价为有意义的指摘。

当然,我国企业未能获得应有评价,治理结构及会计透明度问题是最大因素,这一点不可否认。但企业自外汇危机以来为提升治理结构和经营透明度付出了诸多努力,其结果虽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但被评价为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既有各种法规等制度性安排到位的原因,也因为企业若不透明则不仅难以成长、连生存都困难的认识正在扩散。

尽管如此,韩国折价仍未消除,是因为还受到企业之外部门的影响。调查国家竞争力、信用度等的多家国际机构及全球投资银行的评估报告显示,国家竞争力问题中,并非企业、而是其他部门的过失影响更大。

政治仍被评价为未能摆脱落后性,政策一贯性与政府效率等得分也极差。教育、劳资关系等竞争力垫底,外国直接投资偏好度也大幅落后于竞争国。相反,我们所批评的企业部门的改革意识和竞争力,反而在国际上获得较高评价。

归根结底,韩国折价不只是企业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投资者之间还流传着“如果把Samsung Electronics总部搬到纽约,股价马上会涨到100万韩元”的说法。要消除韩国折价这一不利,必须与企业一道,改善政界和政府等我国社会整体的落后性。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