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堪称叙事的时代。大众媒体被故事和讲故事的人所支配,市区的招牌上叙述体商号引人注目。大学里诗学课程因选课人数不足而停开,早已不再作为教务会议的议题。
若接受弗洛伊德所说人的行为背后存在推动它的无意识框架,那么可以推测,现代文化的背后正是叙述体语言这一框架。我们以叙述体说话时,会聚焦于想要指称的对象。
诗是矫正人格的框架
因此人们相信,只要准确指出要说的对象,怎么说都无关紧要。互联网上未经确认的事实扩散、导致无辜者受害的事件,正源于这种错误的信念。
相比之下,诗对对象本身的存在并不太关心,只关注语言的表达。也就是说,诗苦心于“如何”说而非“说什么”。因为正如俗语所说“说‘啊’与说‘哦’含义不同”,对象会随说法而千变万化。所以诗使人更加锤炼语言、更加谨慎。
如此说来,诗岂不正如整形外科的矫正器具矫正患者的骨架那样,是矫正我们人格的框架吗。这种效果在古代中国被称为诗教。诗既然更关心表达而非存在,多读诗自然会发展想象力。于是便能看到此前未曾发现的存在的另一面貌。这正是我们要学诗、读诗的理由。
我们传统上就生活在这样的诗性文化之中。看似与学问无缘的乡下老奶奶极为平凡的话语,有时会在心中引起共鸣,正因为其中蕴含着诗。用餐时有来访者,便问吃过饭没有、哪怕只是口头上也要请人同吃的习俗,与舀一碗净水、双手合搓祈祷的母亲形象一样,属于诗性的表演。在经历重视效率的产业社会过程中,我们被训练成忽视表达、只看对象与目标。
所谓“能抓雉鸡的才是鹰”。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是指向“什么”比“如何”更重要,于是看似瞄准对象的叙述体与叙事取代诗进入文化的中心。因为只要抓到“雉鸡”就行,语言中语法早已消失,这就是现实。这正是今天我们所叹息的“押题文化”的根源。
如今,明知不会请人吃饭却说一起吃的客套话,或为不太可能成的事舀净水祈祷的诗性表演,都只显得累赘。该给的快给、该收的快收就行了。这里没有任何供想象力与感受性介入的空隙。
“如何”比“什么”更重要
领导者要有诗心才能做大事。因为必须能看到众人看不到的愿景。前不久发现的据说是前总统朴正熙儿时所作的童诗,似乎预示了他的未来。已故郑周永虽未写过诗,但他的想象力若非诗人则无法产生。
如今我们的社会正逐渐失去诗。不,人不可能没有诗性欲求,因此与其说正在失去,不如说正被政治家与生意人的利益所摆布,扭曲为发情动物般不受抑制的情感表达,这样写更为恰当。若如今说要回到过去的科举制度,显然难免时代错位。但我们的先祖为何以诗来选拔领导者与高级官吏,这一点或许值得思考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