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在首尔安国洞的一家咖啡馆,前国务总理高建与反腐败国民联盟会长金相根等数十名市民社会领袖齐聚一堂。他们当天向政界、经济界和政府突然提议签署名称尚显陌生的“透明社会协约”。
最先作出回应的是经济界。1月5日,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常任副会长玄明官表示:“对市民社会团体提议的透明社会协约给予高度肯定”,表明了参与意愿。随后政界也是执政党与在野党争先宣布无政争元年、共生政治,欢迎透明社会协约的提议。
总统卢武铉也对“透明社会协约”表示积极支持。卢总统1月13日在新年记者会上表示:“我国的透明度指数在经合组织30个国家中仅排第24位”,“认为近来市民社会提议的‘反腐败透明社会协约’是非常可取的方案”。
为何现在要推透明社会协约?此外,一向如水与油般互不相容的政界、经济界、市民团体,又为何齐声呼吁签署“透明社会协约”?
他们一致回答:“因为我国社会要走向先进化,必须克服一直拖累发展的腐败问题,构建透明的社会体系。”
◇没有“透明”就没有先进社会=当前韩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以既有的增长与发展方式已难以期待“可持续发展”。因为韩国社会整体陷入了“腐败陷阱”。
历届政权开局时都高喊“克服腐败”,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政经勾结、亲属亲信腐败等巨大腐败中结束政权末期。
腐败是先进社会成长的障碍。去年10月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我国腐败认知指数为4.5分,在146个受调查国家中仅列第47位,十年来原地踏步。
我国的腐败认知指数不到排名第一的芬兰的一半,也远远落后于日本、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
尤其是包括腐败认知指数第一的芬兰在内,丹麦(第3位)、瑞典(第6位)、瑞士(第7位)、挪威(第8位)、荷兰(第10位)等进入前10位的大多数国家都是所谓的“强小国”。
近来不仅是卢武铉总统,政府和执政阵营都对芬兰这样的强小国表现出强烈关注。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数年前起也一直强调以芬兰为模式的强小国范式。
政府与财界之所以以强小国为借鉴,是因为芬兰在国家竞争力、学业竞争力等所有领域都位居第一。
然而,不解决腐败问题,强小国也好、先进国家也好,都只是空谈。
反腐败国民联盟常任政策委员金正洙说明推进背景称:“在欧洲有通过协约克服社会矛盾与危机的值得关注的案例”,“我们参考那些案例,认为可以建立一个协议框架,让政治、经济、社会各主体严肃认识我国社会的腐败问题,共同商讨建立防腐体系”。
◇期待政界、财界、市民团体等共建“清廉社会”=透明社会协约将在市民社会主导下,在政界、财界、公共部门、市民社会等各领域构建细化课题,形成共同议题,经过社会共识与签署,再经历实践、检查与扩散的过程。
这样的透明社会协约预计将在政治部门、公共部门、企业部门、市民社会领域四大领域,为我国社会全面掀起“清廉”热潮。
特别是政界今年格外竞相强调“民生经济优先”、“无政争”等共生政治。首先,两党代表相互提议不要争斗、要开展着眼民生与经济的共生政治,并向国民承诺,难得地营造出和解氛围。
腐败无法仅靠监督公共部门、政界或财界中的某一方,或仅靠它们各自的宣言式承诺来克服。要克服政经勾结等巨大腐败,进而克服这个社会蔓延的亲腐败文化,市民社会、政治、经济、公共部门的共同合作与参与不可或缺。
反腐败国民联盟事务总长金巨星表示:“迄今市民社会作为政府和企业的对抗力量成长起来,但如今应通过在市民社会内部也能践行透明性的项目来牵引政府与企业。”
◇“特赦与复权关键在于国民同意”=透明社会协约的最大关注点是对政治人士和经济人士的特赦与复权问题。但发起“透明社会协约”的市民团体立场是“连提都不要提”。政界和财界也明确表示“特赦、复权问题与协约是另一回事”。
然而,若要讨论可谓摆脱过去腐败、走向先进社会之变革引爆剂的透明社会协约,“过去的包袱”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必须清理。
政界与经济界只是因为顾及国民对特赦、复权问题公开讨论的反感目光而不便贸然开口,内心却期待尽快了结。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常任副会长玄明官表示:“无意将透明社会协约作为经济人士特赦的工具”,但同时称:“不过,企业要强化国际竞争力、恢复对外信任,难道不应在以国民同意为前提下,尽快以某种方式解决经济人士特赦和过去的做账问题吗?”
◇透明社会是新增长动力=上月3日由146名市民社会团体代表提议的“透明社会协约”,也出于构建社会全面反腐体系的宗旨。
即以社会各界成员的参与与合作为基础签署协约,克服此前不可避免地大量产生的腐败,构建可持续的透明社会体系。
反腐败国民联盟会长金相根表示:“社会协约是社会各领域为通过克服腐败、提升透明性使韩国社会迈向更成熟阶段的自发性协约”,“若签署社会协约并将其发展为持续性运动,将大幅降低反腐败的成本与时间,并成为新的增长动力”。
/特别采访组=记者 文成振、李镇宇、金昌益、全用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