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走访了财政制度先进国家荷兰与瑞典,会见了负责预算和人事的公务员,有机会了解当地的制度、运营状况和工作方式。这两个国家均为国民收入超过3万美元的发达福利国家,实行议会内阁制,近来正努力改善过度膨胀的福利体系。
在预算制度方面,这些国家早已实现了我国去年才引入的自上而下(top-down)制度和中期财政计划。首先,这些国家非常重视具有可信度的经济预测。
荷兰由独立的专门机构(CPB)负责,瑞典则由财政部内设有30多名经济专家的部门进行客观的经济预测。
荷兰国民对CPB的信任几乎是绝对的,每逢大选,主要政党不仅使用该机构的经济预测数值,还委托该机构测算自身政策对经济前景的影响,并以其结果参加选举、组建政策联盟。
这种公信力当然是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我国在建立信任方面仍需更多时间。其次,以中期财政政策公信力为支撑的财政政策稳定性令人羡慕。
荷兰在政权成立初期就明确列出主要财政指标和财政支出金额,瑞典的中期财政计划具有法律效力,与自上而下的预算制度相结合,在按优先顺序最优配置国家财源方面发挥着强有力而稳定的作用。
同时,实际岁入与岁出之间设有防火墙(fire wall),在实际税收超出预期时,能够保障财政自动稳定功能良好运转。最后,以共识为基础持续推进改革是我们应当学习之处。
荷兰以基于围海造田经验的圩田模式(Polder model),把在所有重大政策上形成国民共识放在首位。
虽然形成共识耗时长久,因而也有“荷兰病”(Hollanditis)之类的批评,但一旦形成共识,就能保障顺畅推进。因此财政改革历时7年推进,却非常成功,我国所熟知的劳资政共识模式也以这一传统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