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与过剩结伴而居。热情与过剩在韩国社会随处滋生。但若政治上的过剩不断增加,韩国的民主主义将无法繁荣。”
韩裔美国人、韦尔斯利学院教授凯瑟琳·文在将于下月4日出版的《当代批评》新年特别号中,以“在时代的不安与痛苦正中央”为题,提出“今天韩国社会这种原则性道德主义与黑白逻辑的主要原因,是‘民主主义的民主化’,或者说是民主主义太多”这一独特主张,引人注目。
文教授在题为《韩国民主主义的热情与过剩》的投稿中诊断韩国社会称:“热情的信念太常转变为对他人信念与意见的蔑视,支配韩国民主主义的是冷嘲主义而非健全的怀疑主义。”
与韩国人通常把责任归于不成熟的民主主义、无视大众利益的政治人、公职人员滥用权力、主要政党,或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不和相比,这一主张颇为新颖。
文教授补充说:“一种民主主义意识需要面对自我反省的诚实与自制力,需要假定任何人都可能认识有误、都不掌握答案的谦逊,以及向意见不同者伸出互惠之手的意志”,“但韩国人难以轻易接受这些”。
这种过剩现象的证据,在韩国的过去与现在处处被文教授所捕捉。她注意到韩国人以极快速度接受了基督教,同时又在东亚地区保有最为儒家的文化。
此外,过去数十年间在街头目睹韩国人的“政治热情”并不困难。在政治上,韩国成为世界众多民主化运动活动家的抵抗模板,世界许多非政府组织(NGO)的精英领导人将韩国的市民社会描述为世界上最有活力、最具动力的社会。
文教授将韩国社会出现此类弊端的原因归结为“为炫耀自身体面与献身而重视对自己承诺的执着的文化”。
也有过去威权政治体制的原因。威权政治体制留下的遗产,是强迫大众赞成或抵抗政府;在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政权之下,支持还是反对政府这种政治立场的鲜明性被视为必备要素。
文教授忠告说:“民主主义如同一种宗教。要在生活中成为一股建设性力量,民主主义既需要炽热的信念,也需要反省的怀疑。要使民主主义有效,其基本原则必须适应具体语境加以转译”,“若做不到,民主主义就会像宗教一样变得教条化,并扭曲基于事实的信息、理性思考、人的选择与政治权力。”
(首尔=韩联社)记者 李凤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