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1-21

“103万人这一数字 无资料依据 粗略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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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日会谈当时向日本提出的103万余名征用、征兵受害者人数,是粗略估算出来的数字。”1960年10月起两年间以主修国际法的首尔大学教授身份参加韩日会谈、次年被破格提拔为外务次官的前次官郑一永(79岁),20日会见联合社记者时如此表示。

郑前次官说:“当时我们编制的数字几乎是小说,拿到法庭上也不具备证据能力”,“相关资料应该都在日本方面手里。”

他回忆当时情形称:“军政时期在有关韩日会谈的阁僚会议即‘韩日会谈相关国务会议’上,要求各部门提交受害者现状,收上来一看,内务部竟是问乡镇办事处得出几人之类,令人瞠目”,“受害者有多少人、我们的存款有多少,都没有统计。去韩国银行也没有资料。”

郑前次官还曾在1961年11月12日朴正熙最高会议议长与池田勇人首相单独会谈时担任翻译。

他说:“韩日会谈陷入僵局的当时,朴议长其实不需要翻译,却说‘我会说日语,但那样做不合适吧’,于是带我进去;在我翻译期间,他可以多加思考再开口,从而争取时间。”

郑前次官转述,在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中,朴前总统始终不失气度,甚至使用了“侵略”这样“激烈”的措辞:“我们不是来乞讨,而是取回应得之物。但如果认为我国国民希望韩日邦交正常化,那是误判。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日本资本进来是‘经济侵略’。这一点必须清楚了解。”

对于殖民时期受害者未获妥善赔偿的指摘,他表示:“在国会制定了相关法案,受理申请,向死亡者支付了两年,但是否充分,似乎存在很多不同看法”,“不过要对生存者进行补偿就必须有证据,这不会是件容易的事。”

他说:“看当时的法案,对请求权资金的用途有详细规定。任何地方都没有写必须用于个人”,“说拿了3亿美元就该分给103万人、却用到别处去了,这种争论不成立。受害者的推算没有证据,凭什么把钱要过来?所以是笼统地取得款项,正因为全体韩国人都是受害者,才把请求权资金用于经济发展,不是吗?”他反问道。

对于部分主张应重新缔约的说法,他断言没有可能。

他指出,韩日协定中已规定个人请求权“完全且最终”得到解决,加之根据1969年5月22日生效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9条“条约修正的一般规则”,条约可经当事国合意修正,但现实中日本响应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他转述,日本在韩日会谈中反复表明立场:殖民统治下的“韩国财产”,在战败后将位于韩国土地和领海的所有财产移交美军政厅,随着大韩民国政府成立,这些财产转归韩国,并通过1951年9月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再次得到确认,赔偿问题至此结束。

郑前次官说:“日方在整个会谈中态度消极,称‘通过旧金山和平条约不是已经把在朝鲜土地上的全部财产都交出去了吗?拿走就够了,为什么还不断想要’”,“我方也难以找到证据,若按事务性方式处理不知何时才能结束,所以想以政治方式解决。”

关于象征韩日会谈政治解决的“金钟泌—大平备忘录”中的“无偿3亿、有偿2亿、商业贷款1亿”,他说:“当时是喝了几十瓶提神饮料才谈下来的。

我想那个额度大概是美国方面提出来的”,“当时美国考虑到东北亚形势等因素,判断有必要改善韩日关系。”

(首尔=联合社)记者 李相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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