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1-20 | 인교준

朴正熙总统枪击事件的背景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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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朴正熙总统遇刺事件,大致的看法是:由于此事是同族而又敌对的南北双方、再加上宿敌日本三方交织其中的“凶事”,查明真相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

韩日两国在事件后都调查了100天以上,但结论却大相径庭,这一点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情况。

韩方认为这是在朝鲜操纵下的犯罪,而日方则认定这是被“为了韩国国内革命”的妄想所支配的文世光的单独作案。

更何况,刺客文世光在事件后即被逮捕,128天后便消失于刑场露水之中,“再也无从开口”,因此不少人指出,查明实体真相早已无望。

尽管如此,国内众多史家仍认为,除陆英修女士丧命这一现实之外,此事件尤其留有韩日两国相互进行政治利用的明显痕迹。

即,1973年8月因绑架反对维新体制的前总统金大中一案而陷入危机的朴正熙政权,试图借所谓文世光事件加以突破;日方也并未追求明确查明实体,而是选择了政治性妥协。

金大中前总统绑架事件的要点如下。

1972年10月维新政权登场前后,为治病赴日的金前总统在日本与渴望韩国民主化的同胞共同组建韩国民主恢复统一促进国民会议(韩民统),对此感到惊慌的朴总统与中央情报部在韩民统成立仪式一周前的1973年8月8日强行实施绑架。

事件发生后,日方认定绑架案的犯人是驻日韩国大使馆一等书记官金东云等人一伙所为。这等于指出朴政权是其幕后。

当时对朴政权而言,绑架本身失败已是巨大冲击,而整个作案过程暴露于天下,使其在国际上陷入道德危机,尤其对日本而言成了“抬不起头”的处境。

这正是韩日双方“交易”开始的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1974年8月15日发生了刺客文世光刺杀朴总统的事件。

事件后,当查明刺客文世光是在日韩国人、持有名为吉井行雄的日本护照时,时任外务部次官卢信永召见驻韩日本大使后宫,称“日方向并非日本人的文世光签发日本护照,明显是日方有过错”,追究签发经过。

韩方的“强攻”并未止步于此。

当时日方表示“这是在日韩国人的犯罪,日本政府没有法律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而韩方则举出沸腾的反日情绪,连国务总理金钟泌也出面向日本施压。

对此,日本政府表示“说连道义责任也没有,是说得过头了”,并承诺进行严格调查。

尽管如此,韩方仍由金总理向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致亲笔信,警告称“必须避免损害韩日关系”,外务部长官金东祚乃至国会也出面对韩日关系表示担忧。

异例的是,连朴总统也亲自出面。

当年8月30日,朴总统召见后宫大使,传达了实际上近于“断交威胁”的对日强硬措施。其内容包含这样的意志:将以日方对待所谓文世光事件的态度来判断其是否为友邦,若日方不表现出诚实姿态,韩日间基本条约也可重新考虑。

一国总统召见一名大使极为罕见,超出了通常外交渠道的层次。

在这种情况下,日方出于对两国关系的担忧,按韩方要求在本国国内着手调查文世光事件。而调查结果尽管与韩方有相当距离,日方仍以对文世光已执行死刑为由,将调查作为永久悬案搁置,草草终结。

对被指为金大中绑架案犯人的驻日韩国大使馆一等书记官金东云,自然也未进行调查。

此外,有观点指出,朴总统遇刺事件对国内政治力学格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遇刺事件,时任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下台,申稙秀被任命为后任但任期短暂,其后金载圭升任该职;总统警护室方面,人称“手枪朴”的朴钟圭也因事件承担责任而退下,车智澈时代由此开启。

当时政府有关人士解释称,尤其是警护室长车智澈另行经营情报线,做出截取中央情报部报告的“越权”之举,通过这一过程,中央情报部长的地位萎缩,警护室长膨胀,出现了权力中心的转移。

也有观点认为,这种扭曲的权力结构成为1979年10月26日时任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刺杀朴正熙总统事件的土壤。

(??联合新闻)记者 印敎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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