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上强调言论自由。表面看来也是如此。与经济发展速度成正比,涌现出数万家以上的媒体。外国媒体也为报道中国的发展面貌而大举进入中国。中国领导层也强调媒体是引领社会发展的催化剂,要求媒体自由开展活动。
然而,深入内里却并非如此。很难相信中国对言论自由的关注与对经济开放的关注同等。就在此刻,仍在无数地进行着言论管控。17日禁止中国电视台报道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去世消息,就是中国言论管控的一个断面。内部管控的武器是政府制定的“报道方针”。
对外国媒体的管制也不轻。中国政府当天还阻断了CNN等外国电视台关于赵前总理去世消息的报道。对本国视为敏感的事项彻底封锁。
这种管控以“外国人记者会事先许可制度”之名,行得更为巧妙。最近阻止大国家党议员在北京举行记者会的事件,正是源于违反了这一规定。中国14年前制定了外国新闻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外国人举行记者会或外国新闻从业者在中国采访时,须事先获得中国政府许可。根据这一规定,在中国活动的外国记者若离开最初获批的驻在地区,或采访特定人物,都必须事先获得批准。
这种繁复的程序,从“既然来到中国就要遵守中国法律”的层面看尚可忍受。但问题在于,适用这一规定的标尺并不一致,而且时代已变却仍固守这一制度。
中国越是发展,采访对象与范围必然越扩大,不承认这一现实而以旧规定限制采访活动,无论谁看都不合情理。特别是,公开宣称为成为“21世纪世界最强国”将把所有结构按全球标准加以改革的中国,却以国内法限制外国媒体的活动,更是矛盾。
不保障自由表达意见的国家和时代,几乎没有过好结果。以为遮住世人的眼耳,想隐藏的东西就不会流传到外面,是极大的误算。即便是错误的东西,也唯有敞开,中国才能成为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