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韩日会谈文件公开,显示当时的协定并非以对日本殖民时期韩国人强制动员受害者的补偿为前提,而是优先政治逻辑的草率协定,日本政府的“责任论”预计也将被提出。
虽然从韩日协定是国家间缔结的一种条约这一点看,韩国政府的责任也很大,但日本政府作为阴暗的韩日历史中的加害国和协定对方,同样绝不可能摆脱对“不完善协定”的责任。
自1951年李承晚政权时期开始的韩日会谈,历经长达14年的马拉松谈判,于1965年在朴正熙政权时期取得成果,但清算历史的核心——殖民地时期受害者的补偿问题却被含糊搁置,就这样流逝了40年。
正如当天公开的5份文件所示,当时两国政府在会谈过程中曾提及韩国人强制东远集团受害者救济问题,但完全没有站在受害者立场上加以处理、解决的意志。
特别是日本,对于强制动员数百万朝鲜人致其死亡或使其遭受精神、肉体痛苦与损害,连最低限度的责任意识或人道关怀都没有,反而一贯以“独立祝贺金”“经济合作资金”之类的非人道态度对待。
日方在会谈过程中,对作为强制动员受害者救济讨论出发点的韩国人被征用者名单,乃至其人数,都未积极准确地予以说明。至于自己强行带走而死亡的牺牲者或伤者名单,更是没有主动提交。日本对确认受害者生死以及发掘死者遗骸等最基本、极具人道性的问题也视而不见。慰安妇及原子弹受害者、被征用的库页岛同胞问题等也未被提及。
此次公开的文件明确显示,日本政府在会谈当时完全拒绝、排除对受害者的补偿或赔偿,坚持以“经济合作资金”作为向韩国提供资金的名目。
例如,据当天公开的《请求权及经济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会议记录》,在1965年5月14日于日本外务省举行的会议上,日方会谈代表西山表示:“我方的提供无论如何都不是像赔偿那样带有义务性的给予,而是基于经济合作这一基本思路”,明确表示这不是赔偿。
日本代表团的冈田也断言:“虽然不是纯粹的商业基础,但这是带有政治性质的经济合作。”
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与其在90年代强制动员受害当事人向日本要求个人补偿时强辩“补偿问题已通过韩日协定解决”的逻辑存在巨大矛盾,不能不说是自相矛盾的“推脱”。
尽管日本主张“个人补偿请求权”已通过韩日请求权协定完全消灭,但考虑到日方在会谈过程中表现出的态度及自相矛盾等,受害者和市民团体中出现了日方即便不承担法律责任,也至少应承担道义、人道责任的呼声,原因正在于此。
同时,对于韩日协定使个人请求权消灭的主张,也不乏学者指出从国际法角度看“并非如此”。
因此,随着部分韩日会谈文件公开,预计我国政府将研究对征用等受害者的补偿方案,由此也出现了责任论:对“不完善协定”负有共同责任的日本政府是否也应参与其中。
据悉,韩国政府正确立原则,虽不采取受害补偿形式,但朝生活支援方向推进。
因此普遍认为,日本也应以此为契机,从现在起不应只举出韩日协定这一法律依据,而应展现出承担人道、道义责任的姿态,从而显示真正“邻国”的风范。
就此,受害者们指出,目前存放在日本政府提存而被搁置的强制动员受害者未付工资的返还、受害者生死确认、死者遗骨发掘及送还问题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太平洋战争牺牲者遗属会会长梁顺任就此表示:“日本政府和国民因少数被朝鲜绑架的日本人问题而愤怒,为寻找死者遗骨竭尽全力”,“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本身正说明了日方在韩国人强制东远集团受害者问题上应承担何种道义责任。”
(首尔=韩联社)李相宪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