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凭借“信息经济学”领域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一对普通人而言颇为陌生的学科领域,实际上可以说是由他开创的。信息经济学简单来说,就是研究当经济主体未掌握部分或全部信息时,这对资源配置产生何种影响,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资源配置扭曲及其解决方案的学科。
通过电视观看卢武铉总统本月13日的新年记者会时,我忽然想起斯蒂格利茨教授平日强调的“市场与政府角色”理论。因为卢总统当天提出,要把光复60周年的今年打造为建设“先进韩国”的起点,并强调其前提条件是“公正而透明的制度”。
公正性与透明性不仅适用于经济,也是应当适用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国防等我们社会所有领域的基本原则。即便不是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组织(TI)人士,也足以认同,这是常识中的常识。
问题在于,这样的常识在我们社会长期未能发挥效力,而且在多数人的默许之下实际上被敬而远之或放任不管。这显然是件羞耻的事,但想到我们层层褶皱的历史,又觉得不必一味自责。
“正义如江河般涌流的社会”这一口号,是笔者上大学的60年代常从学运学生口中听到的表述。这种引人怀旧、古色古香的口号,在全球经济时代的今天已变成了“信息如江河般流动的世界”。
在21世纪知识信息社会,正义当然重要,但论紧迫程度,信息在先。斯蒂格利茨教授的信息经济学,首先正是在这一脉络中获得了说服力。
按斯蒂格利茨的说法,经济在信息如江河般流动时才能取得最大成果。例如,假设存在一个交易特定商品的市场,当卖方、买方、中介等市场参与者公正地共享市场相关信息时,市场才能发挥最优功能。
这里的“公正地”意为“对称地”。也就是说,你掌握的信息与我知道的信息必须相同。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去年夏天,美国传奇女企业家玛莎·斯图尔特利用其所投资的生物工程企业英克隆的内部信息进行股票交易一事被曝光后,美国各报几乎连日以此事铺满版面。
这既因为她相当有名,也因为她“非对称地”利用了信息。在美国这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此类行为自然成为猛烈批评的对象。
曾有一段时期,我自认为是充满正义感的经济学学子,70年代中期以经济企划院事务官身份进入公职,把青春押在一支铅笔上,为最优配置国家经济资源而彻夜难眠。
此后30年间,我国在40、50年代的教育革命之后,又相继完成了60、70年代的经济革命与80、90年代的政治革命这三重革命(蔚山大学讲座教授崔正镐语)。其结果是,依托高学历社会的人力资源,我国进入了贸易规模世界前十,近年来更在以信息技术(IT)为首的多个产业领域展现实力与潜力,跃升发达国家已近在眼前。
若要如我们所愿在2008年开启国民收入2万美元时代,首先必须从现在起就牢牢养成把公正性与透明性尊为至高价值的习惯。这两项原则应均匀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但至少要先从经济开始,把它们奉为金科玉律。
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全面提出市场经济理论以来,出现了各种形态的市场经济实验。在此过程中,今天我们深切体会到公正性与透明性正是市场经济的两大支柱,并就围绕这些原则的市场与政府各自理想而固有的角色形成了自己的定论。
剩下的就是实践。总统记者会中有一段话尤其令人抱有希望。“政府以管制或权力左右企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