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上午,卢武铉总统在青瓦台春秋馆举行新年内外媒体记者会,列席的秘书室长金雨植(自右起)、政策室长金秉准、国家安保辅佐官权镇浩、警护室长金世玉在一旁注视。/吴大根记者
卢武铉总统13日在年初记者会上表示:“没有理由不能与财阀掌门人见面。希望见面听取高见。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人,其阅历不可小觑。”
但卢总统强调:“会见财阀掌门人以督促投资并不可取”,“现在不是官治管制的时代,政府以管制或权力左右企业的时代已经过去。”
卢总统还针对大国家党高强度批评称:“改革法案与经济相关法案纠缠在一起,连预算都差点无法通过”,“(这)不是救经济,而是救政治立场。难道不是在维护既得利益吗?”
经济议题
-去年曾表示要全力以赴振兴经济,但在创造就业等方面成果不足。是否有意改进成果并予以公布?另外,总统是否有意亲自单独会见企业掌门人,就放宽管制或投资问题提出要求?
▲去年就业岗位增加了42万个。但之所以感觉不到增长,是因为非正规职太多、就业质量恶化。就业的内容变差了。这是非正规职问题,是有工作的人之间的差距问题。
没有理由不能与财阀掌门人见面。希望见面听取高见。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人,其阅历不可小觑。因此不仅是财阀掌门人,我打算多听取取得巨大成功者的意见。但会见财阀掌门人以督促投资并不可取。现在不是官治管制的时代。
政府以管制或权力左右企业的时代已经过去。政府收紧企业资金链的做法在1998年外汇危机之后就结束了。认为总统见一次面、拍拍肩膀就能提振士气、增加投资的想法不合时代。以那种方式激发的投资意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恢复。对投资进行合理的计算和判断才是重要的。即便单独会见,也没有什么可给的,这是最大的苦恼。所以那不会成为特别的鼓励。
-您反复强调振兴经济的意志。强调经济,是否可以解读为在主要国政改革课题中,把所谓国家保安法一并置于优先顺序之后?围绕增长与分配的争论依然存在,在出资总额限制制度、集体诉讼制等方面,党政的声音也不一致。
▲把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的政策看作对立和排斥的,本身就不符合事实。正因为把国家保安法与经济法案挂在一起,从政府立场看,出现了担心搞国家保安法连经济法案也办不成的局面。若不那样做,经济就是经济、国家保安法就是国家保安法,完全可以同时推进。
国情院调查过去史,我们的经济就会变差吗?国防部查明过去疑案的真相,经济就会不好吗?问题在于把毫无关系的事情硬要绑在一起。以经济为由拖住部分改革法案的后腿,结果年末连经济法案也被捆住,预算案差点无法通过。(野党)以经济为名义,但事实上不是救经济,而是救政治立场。(提高声调)难道不是在维护既得利益吗?
增长与分配问题也一样。各位认为增长更重要,还是分配更重要?如今经济搞得好的国家中,有哪个国家忽视增长与分配?搞得好的国家两者都做得好,搞不好的国家两者都不理想。必须让两者都成功。
政策的一贯性和统一性问题只是愿望,是永恒的课题。世界上政治非常发达、成熟的国家,政策协调过程也难免嘈杂。应把不同意见经过协调逐步整合为一的过程,看作极其自然的政策发展。
行政首都迁移、地方均衡发展
-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将以非常的决心推进地方分权与国家均衡发展,但相当多的国民并无实感。在公共机构迁移方面,地方自治团体展开过热竞争,国会立法也不顺。令人担忧任期内是否真能实现。请谈谈振兴地方经济的方略。
▲我小时候家里经营果园。种桃树三年后虽然果实小但能采摘。柿子要7年才能结第一次果,要正常收获则需15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种了柿子树。之后收入很好。如今柿子树不太行了,但我认为地方化或均衡发展就是那样的事业。
有人问“不是还没有成果吗”,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如果两年就能出成果,就不会那样雄心勃勃地提出来。这是在非常担忧10年、5年乃至到我任期结束时成果能否显现的情况下制定的政策。
人事风波
-围绕教育副总理人选,总统并未追究秘书室长的责任。也有解读将此与实用主义路线联系起来。请亲自说明背景。
▲人选问题最终由我判断。所以应由我承担责任,但我没有惩戒程序,很为难。是我的过错。民政首席负责核查程序,但在此事发生之前,范围似乎较为模糊。
有人谈论秘书室长的路线,但这次的事与路线毫无关系。我一次也没有考虑过路线问题。既然有人那样评价,我倒觉得“啊,那样看的话确实会那样看”,反而是好事。国政不偏不倚岂非好事?国民认为我是稍稍偏向改革一方的人,那么秘书室长若是稍不那样的人不是更好吗?真正有过错的人是总统。
南北问题
-总统对南北首脑会谈的立场,以及为打开北核问题突破口将提出的进一步方案是什么?
▲强调南北首脑会谈必要性的人很多。我也认为有必要。但那只是我们的愿望,这是有对方的问题,并非希望了就都能成。我的立场很明确。无论何时何地,不论时间与场合,只要对方响应,不论议题我都愿意进行首脑会谈。若有可能性,我也愿意积极提议。但现在可能性不高。必要的是在有可能时以适当的水平作出应对。
国家保安法与过去史问题
-去年在与开放国民党领导层的岁末晚宴上,您曾说国家保安法要循序渐进地解决,并说对过去史一直把自己评价得过于负面。对这两个问题的立场有变化吗?
▲我宣布了大原则,立场没有任何变化。只是请把总统的想法当作想法接受,把政策作为政策理解。我再次表示,政府并未为该政策特别努力。这是应在国会通过讨论和意见决定的问题。
领导层晚宴上的事,请理解为好话的层面。我说过:“党的综合性战略由党全权管理。综合来看,政府若有需要,若需要这样的法律,请务必在例行国会通过。例行国会战略如何制定,总统不会干预。”从这个层面上我说了做得不错的好话。我说困难很多,但不要挫败,要循序渐进地解决。当时理解到难以一次性完成,因此是希望领导层不要着急、从容化解的综合性鼓励。
过去史问题也一样。那是我们所追求的价值问题,是历史课题。不仅我国,世界上任何国家为走向新的历史,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过去的问题,而且都在这样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