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FT)13日报道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德国、日本等非英语圈发达国家的经济成绩之所以落后于美国等英语圈发达国家,源于对过去成功的自我满足及分配压力增大、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失败以及不当的政府政策等。
1991年至2004年,澳大利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9%,英国增长32%,美国增长30%,加拿大增长29%。相反,同期法国增长19%,意大利17%,德国15%,日本仅增长14%。
直到80年代仍在高速增长道路上疾驰的德国、日本等非英语圈发达国家沦为“乌龟”,而曾与它们艰难苦战的英语圈发达国家则蜕变为“兔子”。
FT将非英语圈发达国家表现不振的原因归为:▦对过去成功的过度自我满足及分配压力加强 ▦对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失败 ▦不当的政府政策等。
前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曼库尔·奥尔森在其著作《国家的兴衰》中主张,随着经济增长,利益集团会构筑“分配联盟”,使经济体制趋于僵化。二战结束后,德国、日本、法国等地的这类分配联盟一度崩解,但随着经济增长、自我满足感增强,分配联盟势力又开始壮大。在分配联盟的压力下,加税与强化监管持续推进,压制了创新与变革要求,最终大幅削弱了经济体系的灵活性。
对变化适应失败是另一原因。德国、日本等国以扩大储蓄与投资为背景持续增长,但随着经济规模扩大、新的投资机会减少,资金过剩,却陷入长期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它们本可通过培育服务业弥补制造业外迁带来的就业与收入减少,但受各种监管所限未能充分发展服务业。
而且德国、日本等国在景气下行之际仍一贯采取消极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未能扩大国内需求,只能依赖海外需求。日本因应对资产泡沫破裂迟缓而使问题进一步扩大,德国则因统一后的通胀问题而无法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
相反,英语圈国家在开始被德国、日本等国超越后,自60年代起通过放宽监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培育服务业,将其作为新的增长动力。FT主张,今后非英语圈国家能否恢复增长动力,取决于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能否克服已深深扎根的分配联盟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