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2-30

“应多元化构成以防特定职种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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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指出称,国家预防接种审议委员会仅以特定大学医院医生为中心构成,排除了经验丰富的开业医专科医生及其他职种专家,亟需确保人力的多样性。国家预防接种审议委员会(KACIP,以下简称预防接种委员会)是为有效管理需接种疫苗的传染病,于1995年依据传染病预防法设立的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咨询机构。

然而,虽然形式上是咨询机构,但其统管需接种疫苗的传染病的指定与取消等传染病管理的政府政策,行使着强大权限,因此对进口、销售疫苗的制药公司而言,不得不看其眼色。

目前第5期(2003年8月12日~2005年8月11日)预防接种委员共15名。除当然职的疾病管理本部传染病管理部长和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医药品安全局长等之外,12名为医生,12名中除1名外全部隶属大学医院。

因此,应补充生物学家、化学家、法律界、消费者团体、市民团体、新闻界、护理学界、制药业界相关人士,防止特定职种的“私有化”,并明确委员的选定标准,这一意见正获得说服力。美国的运营方式与韩国相似,但通过彻底启动附加机制,防止特定职种主导政策决定或一家独大。

因为若人力偏重于部分职种,国家预防接种事业丧失客观性的可能性很高,在广泛汇集舆论方面也可能出现问题。传染病预防法施行令中明示的审议委员,除当然职政府人士外,还规定包括消费者团体推荐的预防接种专家、传染病领域专家、免疫学领域专家、接种后异常反应领域专家、接种登记领域专家等。

然而,预防接种委员自设立初期就彻底排除开业医界经验丰富的人士及其他职种,以大学医院医生为中心构成。第1期(1995年2月23日~1997年2月22日,15名)和第2期(1997年2月23日~1999年2月22日,15名)仅委任了法律界人士1名,第3期(1999年2月23日~2001年2月22日,15名)仅委任了法律界与消费者团体2名。

当然,第4期(2001年4月19日~2003年4月18日,20名)委任了法律界、消费者团体等4名,但当时委员增至20名,因此“大学医院医生的份额”并无变化。

问题不止于此。自设立初期至今一直担任委员,或一旦被委任为委员便连任2~3次的情况屡见不鲜,暴露出人力运营体系的局限。此类特定职种与人脉的偏重,也直接对国民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2000年12月,韩国国内媒体首次报道鲁比尼MMR疫苗的腮腺炎抗体生成率存在问题后,直到作出取消相关疫苗国内许可的决定,耗时近6个月,这一事实便是反证。当时WHO也通过官网公告称“鲁比尼疫苗不适用于国家预防接种事业”,新加坡政府也在1999年取消了国内许可,但韩国保健当局与预防接种委员会却以“充分审议”浪费了长时间。

在未向普通国民告知准确信息、只作“充分审议”期间,数十万人接种了“水疫苗”,这被指为重大问题。更有观点占主导认为,如果受进口该疫苗的制药公司委托、负责相关药品国内临床试验的大学医院医生曾作为委员活动,那么依判断,委员会的公信力也难免存在问题。

当时国立保健院(现疾病管理本部)承诺将对接种问题疫苗的儿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后制定后续对策,但至今3年6个月过去,仍未作出像样的正式公布。就此而言,“审议委员在受委任时,若与制药公司存在业务合同关系或持有股票等个人资产上的利害关系,则有公开的伦理义务”这一规定,被批评只是形同废纸的条款。

运营细则第5条第2款也规定:“委员若有与自身当前财务或业务利害关系密切的议案,应在每次召开委员会时公开其内容,委员长可依职权使其不得行使表决权。”但由于委员大多为医生,且以前后辈关系构成,若不实现职种多样性,该条款实际上也难以适用。

在此情况下,“委员若未事前说明自身对特定议案的财务或业务利害关系而参与表决,则该委员的表决无效;无效处理的表决数超过出席委员的1/3时,委员长应迅速召集临时委员会对该议案重新审议,并可向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请求解除委任或任免该委员”这一条款,也只停留于规定,难以期待其发挥应有功能。

某大学医院一位专科医生(预防医学)强调:“委员会构成存在问题,部分医生也知道,但氛围上没人愿意率先提出问题,保健当局似乎也未认识到其严重性”,并表示“应让各领域专家均衡参与,避免受到无谓的怀疑或白眼”。

另一方面,疾病管理本部相关人士表示:“委员会以医疗人员为中心构成是事实,但已充分确保公正性、客观性与专业性,决策透明度也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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