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设置经济首席秘书,是因为判断需要一个“控制塔”——这正是被视为参与政府经济政策最大问题的所在。
现行经济政策虽由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李宪宰担任经济主帅,但实际运作说得重一些,用“四分五裂”来形容也不为过,可谓各行其是。
参与政府成立以来持续不断的增长论与分配论之争、引发混乱的一户三房转让所得税加重征收问题等,李副总理在多处与青瓦台政策企划委员长李廷雨产生摩擦。最近在推进“韩国型新政”过程中,又围绕年金基金运用方案与政治人出身的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金槿泰发生矛盾。
甚至在银行保险等金融政策上,还出现了市场对金融监督委员会委员长尹增铉的表态比对李副总理的话更为信赖的情形。此外,官员们还得把青瓦台之下林立的各种委员会当作“婆婆”供着。经济部门一名高层官员曾自嘲道:“财政经济部难道每天只是在吵架…”。
最终,李副总理在与记者见面时被逼说出作为经济主帅本身颇感负担的话,那就是“我也是有权力的”。
经济首席秘书室的恢复,正是因为船夫太多,船(韩国经济)迟迟无法把准航向的现实。虽然表示不赞同朴正熙政权时期那种无条件的领导体制,但这等于承认了领导权混杂所带来的经济副作用。其思路是,当出现各部门立场对立的问题时,由副总理担任主持人与经济首席秘书协调,再由首席秘书向总统汇报,从而建立这样一套协调系统。
不过果川官场对经济首席秘书室恢复的反应并不十分友好,认为稍有不慎只会造成“屋上架屋”的格局。如果出现长官、次官级人士左右副总理经济哲学的情况,那只会再多添一个船夫;若不能把握运作之妙,反而可能进一步损害副总理的领导力。官场一名高层官员流露出怀疑态度称:“副总理恐怕会更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