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简历</b><br> ▦1947年出生 <br>▦1969年毕业于首尔大学经济学系<br> ▦1969年进入韩国银行 <br>▦1987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伊利诺伊大学助理教授 <br>▦1989年成均馆大学经济学部教授<br> ▦1998年总统秘书室经济首席秘书官、政策企划首席秘书官<br> ▦1999年总统咨询政策企划委员会委员长<br> ▦2000年韩国金融学会会长 <br>▦2002年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 对谈=经济部长金仁泳 inkim@sed.co.kr
“综合考虑各种市场情况,不远的将来会出现接近均衡汇率的自发性变动。”
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金泰东(见照片)诊断认为,近期韩元对美元汇率有部分被判断为较长期均衡水平有所下行,因此已接近均衡汇率(底部)。
关于明年经济展望,金委员诊断称:“上半年将达不到潜在增长率,须非常努力才能在下半年达到接近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但他表达了乐观论:“1997年外汇危机时是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救助金融解决问题,而现在完全可以凭我们自身的力量解决。”不过金委员担忧表示:“如果官治金融、降落伞式人事等仍然存在,不能排除韩国陷入日本和南美型长期萧条的可能性。”
-有部分人士担忧韩国经济会经历日本或南美型的长期萧条。
▲我基本上是乐观的人。外汇危机时我也以乐观视角为政府作出贡献。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做。一切都是人做的。是人的头脑在做,是心,心理很重要。对韩国经济重要的是根除腐败。
最近国家透明度指数跌到50位左右。外汇危机前是40位上下,反而比那时下降了。IMF协约强调的就是透明性和减少腐败。但不幸的是做得并不好。在腐败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去年爆出SK Global粉饰账目事件,但建设领域仍有很多粉饰。这样一来金融也无法发展。腐败中必然有政治人物介入,所以人们无法信任政治人物。“低信任社会”成不了发达国家。我们要成为2万美元国家,国家透明度指数必须进入25位左右。目前是10分满分中4.2分的水平,应达到7分左右。在亚洲,只有新加坡、台湾和日本达到这一水平。只要青瓦台或财政经济部解决成为“高信任社会”这一个问题,其余凭民间的能力、凭知识经营就完全可以实现。按乐观情景,这些在5年内是可能的。
日本从1万美元到2万美元用了4年,意大利用了5年。西班牙、荷兰分别用了14年、15年。西班牙军事独裁严重,制造业比重不到10%,却也超过了2万美元。我们没有比西班牙差的地方吧。我们的制造业竞争力处于世界前5位以内。只要服务业竞争力进入15位以内就行。建设业也包含在内。教育、金融、医疗这三方面做好,达到2万美元的时间就会缩短。
-您是说,这些问题解决后,韩国就没有成为第二个日本的可能性吗?
▲(韩国)成为日本、中南美的可能性并不是“零”。官治金融、降落伞式人事等残留越强、政府人事管理越差,成为日本或中南美的可能性就呈几何级数增大。特别是要从过去日本官僚那种唯我独尊式的消极不作为造成了什么结果中学到教训。他们无视市场。我认为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与其说是日本银行的责任,更是官僚主义的责任。房地产相关税制也与我们一样便于投机,日本官僚界也存在官治金融式降落伞人事的倾向。我们比日本更严重。就不良政策仍然残留这一点而言,有变成日本型的可能性。是否认真解决房地产问题也很重要。首尔江南地区部分存在泡沫是事实。10·29对策之后一年间出现了“软着陆”。今后房地产市场若持续软着陆,日本型的可能性就会减小。
不能形成买房地产者就能发财的认知。更严重的是中南美型的可能性。说的是工会势力强大、政党加以利用的错误的民粹主义。错误的政治不能左右经济。一些外国投资银行不是正在担忧这一点吗。我认为今年这些方面略有改善。对高工资工会罢工,国民层面已形成共识。我认为政府也应对得不错。应更好地应对,使劳动市场更具弹性。
-韩国经历了屈辱的外汇危机后,又经历了另一种形态的金融危机。
▲韩国经济增长率停留在5%区间的潜在增长率水平,是因为两极化这一结构性问题,长远看是1988年以后未能切实推进改革,也有外汇危机的影响。更近的原因是信用卡热潮和泡沫破裂的影响。据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和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如果没有这些危机,韩国去年的增长率将超过3.1%达到5%,今年也不是4.5%~5%,而是6.5%~7%。
韩国经济因外汇危机失去了7年,因信用卡失去了2年。东南亚国家也没有出现信用卡危机,因此韩国成了经济政策比东南亚还差的不良经济政策国家。本应追究(这些错误的)责任,但不幸的是我们未能追究外汇危机、信用卡危机的责任。因此可能出现第三次危机。外汇危机时为守护汇率耗尽了外汇储备,本应追究错误外汇政策的责任。如果对错误的分析做得到位,错误就不会重复。那样的话,去年(在外汇市场)出现反方向干预时,本可以与1997年相比更加谨慎地行动。
-是金融监督机构的责任吗?
▲金融机构经营出现错误时,金融监督机构有责任。因此必须准确查明监督机构未能好好监督的原因是自身问题,还是受到其他部门的不当压力等。既然这一责任交给了韩国监查院,就应查明清楚。各部门若不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外汇储备再多也很可能出现错误政策。这就是国家信用等级未能充分提升的原因。外汇危机当时,在推进政府与财阀、金融、劳动改革的同时,却未能切实检视外汇危机前夕政策应对失误的部分。为什么我们会遭遇金融危机、有没有降落伞人事问题、财经部与韩国银行之间有没有充分的事前协商过程、监督当局是否对财阀提供了过多贷款、监督是否到位,本应有彻底的反省。虽有些反省,但不充分,所以未能妥善应对信用卡事态。在应对过程中,甚至提出了为救助特定公司而要求竞争公司提供支援这种在世界任何国家都难找到先例的方案。这是官治金融仍然残留的证据。信用卡泡沫已经很丢人,处理方式更是反市场的,因此不能排除发生第三次另一场大危机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