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2-08

[时论] FTA路线图的虚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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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政策起初源于一种危机感——担心在全球区域主义贸易协定的潮流中被淘汰;今年以来,韩智利FTA生效、韩新加坡FTA达成协议、韩日FTA谈判取得进展等具体成果不断显现,预计今后将进一步加速。

根据韩国政府近期公布的FTA路线图,最终目标是与大型发达经济体签署FTA,短期推进韩日FTA,中期推进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加拿大、墨西哥等的FTA,长期推进与中国、美国、印度、欧盟(EU)等的FTA。也就是说,虽然在同时推进与多个国家FTA的层面上使用了"同步多发型FTA"这一说法,但现实中选择的是以日本为先导的顺序式FTA战略。

另一方面,有人指出,以对方国家签约意愿等为中心制定的政府FTA路线图,反而可能带来与"确保对外部门经济增长动力"及"韩国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化"这一政策目标相反的结果。

通过FTA获得经济利益的源泉,一方面是通过获得额外市场准入机会带来的短期福利增加,另一方面是自由贸易的动态结果——通过向比较优势部门专业化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提升经济效率。

按照政府设定的FTA路线图,这是一种可以最大化FTA签署数量的战略,但对于实质性扩大市场准入机会以及向高附加值产业进行结构调整而言,并不能算是理想的路径。此时有必要冷静审视现有政府FTA路线图所显现的问题及其替代方案。

第一,政府将与发达大型经济体的FTA设定为最终FTA战略。然而,美国的平均关税率为1.7%,日本工业制成品平均关税率为0.7%,大部分发达大型经济体已经是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与它们签署FTA所带来的额外市场准入机会极其有限。相反,与中国、墨西哥、ASEAN、印度等国家签署FTA,可通过最高29%以上的关税下调带来实质性市场准入机会扩大效果,因此不应把单纯市场规模意义上的巨大市场与通过FTA确保实质性市场准入机会意义上的巨大市场混为一谈。

第二,通过FTA产生的动态产业结构调整效果与多边主义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市场开放截然不同,可能导致比较优势结构的扭曲。也就是说,如果韩日FTA先行签署,而韩中FTA及韩国—ASEAN FTA生效尚需相当长时间,韩国产业结构很有可能专业化于相对日本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即低附加值生产工序。因此,为最大限度减少韩国产业结构扭曲并实现长期高附加值化,应尽快推进与中国、ASEAN等韩国拥有技术比较优势的对象国的FTA,将其与韩日FTA之间的时间间隔降至最低。

第三,FTA政策归根结底是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因此必须先就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形成社会性、政策性共识。特别是为了韩中FTA等能为韩国带来国家实际利益的FTA,必须先行提出将单纯农业等低附加值行业转向高附加值农业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结构调整支援体系化政策,并就此达成社会共识。为此,应进一步扩大目前政府组建的对外经济委员会在产业结构调整财源筹措等方面的职能,并在FTA政策协调过程中增加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从而同时提供社会共识的形成与结构调整政策信号。

最后,构成迄今FTA政策基础的FTA效果分析结果极度缺乏客观性与合理性。也就是说,现有多数FTA效果分析所依据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的系数(coefficient)并非反映韩国宏观经济及各产业部门特性的系数,而是直接沿用基于美国统计数据编制的系数,这是致命的局限。

考虑到基于这种草率推算值进行政策讨论的危险性,从现在起相关研究机构与学界应共同努力,开展具备客观性的政策研究。通过这些努力,FTA政策讨论应超越抽象层面,此时需要在客观分析结果基础上从产业政策角度进行战略性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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