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指出,主张公务员劳动三权、于15日进入罢工并在三天后撤回的全国公务员劳动组合(全公劳)之所以未取得成果,原因在于急躁的战略和组织内部的非民主性。
韩国劳动社会研究所副所长卢光杓在将于29日发行的月刊《劳动社会》上刊载的文章中,向全公劳提出了切中痛处的劝告。
一直研究海外公务员工会的卢副所长,平时通过专栏或投稿文章为全公劳辩护、批评政府的公务员工会法,是劳动界人士,因此这样的“忠言”更加引人注目。
卢副所长主张,“此次罢工或许成功地使原本处于法外的公务员工会获得了实体上的承认,但由于战略与战术的问题,并未达到争取劳动三权的目标。”
他提出疑问:“争取劳动三权究竟是当务之急吗?”并指出,“鉴于保守势力主导的国会现实,确保劳动三权本应设定为长期的斗争目标,而不是像这次那样以押上一切的‘一局定胜负’来解决的问题。”
其主张是,与总罢工这种“背水一战”相比,本应像全教组的休假斗争那样分阶段聚集组织力量,吸引多数公务员参与;并且不应只将斗争集中于保障劳动三权,而应指出公务员工会法的整体问题。
卢副所长还对公务员工会的运营及组织内部的非民主性提出了问题。
他指出,“公务员工会不是企业别工会而是产业别工会,却未能摆脱企业别组织的惯性”,“14万名会员要进行总罢工,却没有经过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的深入讨论,仅凭执行部的方针就决定了总罢工。”
各地区本部的斗争力量明显存在差异,却未将此纳入考虑而下达一律的斗争方针,导致出现“共同决议、分头斗争”的总罢工,带来了组织内部的分裂。
此外,尽管预见到国民的负面舆论和媒体的指责,却未能有效应对,这也被列为总罢工无法取得成功的原因。
卢副所长劝告称,“如果预见到国民和媒体‘公务员怎么能罢工’的态度,公务员工会本应努力说服国民,说明工会此前为公职社会改革和肃清腐败作了哪些努力,以及为此为何需要劳动三权。”
他在文章结尾建议,“公务员工会不应埋没于单纯的工资斗争,而应准备走向不是既得利益的守护者、而是国民的服务者的政策替代方案与斗争,发挥‘正义之剑’的作用。”
卢副所长表示,“公务员工会未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以惯性的斗争方式未能取得成果,令人遗憾”,“这是希望公务员工会发展的充满关爱的劝告。”
(首尔=联合新闻)记者 姜勋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