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1-25

[时论] 外资正面功能论之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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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韩国经济正陷入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机。

被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崛起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迅速吸纳韩国产业的“中国黑洞论”,二是随着亲劳工或反市场政权的上台,国内外资本不愿投资的“资本罢工论”。

然而这两点并不足以解释活力丧失的原因。应从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出发,审视外国资本正面功能论的虚妄。外汇危机之后,外国资本伴随“外资=改革伙伴”的等式掌握了韩国经济的战略核心环节,由此造成了现实矛盾——虽有赚钱能力强的优质企业,却不投资、不创造就业的“优质悖论”。甚至令人产生危机意识:若放任自由的外资支配持续强化,韩国经济可能沦为拉美经济。理由如下。

第一,外汇危机后流入韩国经济的外国资本,其形态已从此前的贷款资本大幅转向股东资本。由此,外国资本过去处于债权人地位,如今作为股东对企业创造的利润如何处置拥有强大发言权,并可左右其命运。这些资本究竟会耐心引领韩国企业走向高附加值化,还是短期榨取利润后离去,完全取决于它们的决策。这意味着韩国经济拉美化的第一阶段。

第二,由于外资股东资本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投资萎缩,闲置资金过剩。于是利率跌至难以补偿通胀的水平,有钱者为资金投向何处而焦躁不安。若这种资本需求萎缩加深,随即显现的问题便是资本外逃现象。在国内失去投资去处的资本会不断逃往海外。这正是拉美化的第二阶段。

第三,国内资本市场已充分自由化,由此资本的谈判力更加强大。正如巴西卢拉政权那样,民主化的政府根本没有明确可用的政策手段。掌握了政权,却几乎没有驾驭资本的政策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振兴经济被搁在一边,只是不断提起往事,或始终纠缠于猎巫式的善恶之争。这正是拉美化的第三阶段,是毫无附加价值的民粹政治的悲哀图景。

因此,亟需探索能够拯救沦为股东利益最大化俘虏的国民经济的替代政策。

特别是对外资支配已发展到严重程度的银行业,以及面临敌意并购威胁的财阀企业,有必要分别基于“金融的公共性”和“资本的国籍性”制定对策。重要的是,无论是银行还是财阀,都要使其追求利润的行为最终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稳定。

银行是100%的本地产业,与国民经济休戚相关,因此应明确无论由谁持有,都理当接受一定的公共性监管这一原则,并据此加以治理。就这一点而言,外资系银行也不能例外。

另一方面,对财阀而言,可以在其将所创造利润的相当部分用于在国内积极再投资这一前提条件下,考虑通过所有权与治理结构的稳定化,使其摆脱外国股东资本的集体支配。这是为维持开放化、自由化体制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国民经济稳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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