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主张,从男性狩猎、女性养育子女这种角色分工的原始共同体时代起就已存在卖淫,极端者甚至认为婚姻是一种合法的卖淫契约。
无论如何,人类是通过性行为开始并发展起来的,而在我国历史上,卖春女性的出现以新罗时代的源花为鼻祖。
源花是在花郎制度之前设立的,起源于从全国选拔美少女举行祈求国泰民安的祭祀。由于首领南贞与俊贞相互嫉妒而被废除,300余名源花没有返回故乡,而是在庆州一带卖酒卖笑。
此后到高丽朝,从贱民扬水尺中选拔有技艺的女性充作官妓,妓生的历史由此开启。
再经过运营体系化官妓制度的朝鲜时代,自开化期1916年起,开始向娼妓征税、正式承认卖淫的公娼制度出现。
公娼制虽于1947年被美国军政废除,但已全面化的私娼区如毒菌般蔓延,第三共和国时期甚至设立了以面向美军赚取外汇为目的、还派人赴海外研修培训的卖淫企业。
60年代初制定了防止卖淫行为法,1968年将国内最大卖淫场所密集的钟路三街彻底清除。这可谓近期正在实施的警方大规模整治的典型。
因此,省去歌舞与宴乐、只为解决本能欲求的现代卖淫全面化,可以说始于开港而产生的娼妓和朝鲜战争大量催生的“洋公主”。
洋公主最初落脚之处是美国军政时期驻有美军部队的富平。此后在釜山和京畿道坡州的龙珠谷等地形成了基地村文化,主要车站周边则扩散为面向韩国人的聚居区。
历经70年代工业化时代和80年代妓生观光特需,在政府的默认(?)下迅速膨胀。因为在大规模工业园区,卖淫被评价为通过缓解男性劳动者的欲求而有助于预防安全事故。
同时,自90年代起,从聚居区形态发展为通过娱乐场所交易的点状组织化,并随着互联网普及而出现青少年的“援助交际”、在南山或塔谷公园徘徊的“柏卡斯大婶”等个人型卖淫,形态日趋多样化。
因此,21世纪的大韩民国已达到可用“性交易共和国”这一极端表述来形容的程度。当然,不能忽视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中存在历史境况和不可避免的经济现实。
所以根除性交易很难。作为男性学专家,若要提出一个处方,那就是切实而现实的性教育将改善我们社会中蔓延的性问题。
因为无知会直接表现为鲁莽,若能向青少年灌输实际的性教育,未来我们社会的性文化将变得健康。






